《日知录》初刻八卷本共收读书札记141条。其中卷一15条， 卷二25条，卷三7条，卷四25条，卷五16条，卷六17条，卷七19条， 卷八17条。从内容上看，卷一的《朱子周易本义》、《巳日》、《鸿渐于陆》、《妣》、《序卦杂卦》、《七八九六》、《卜筮》讲《周易》；《帝王名号》、《武王伐纣》、《丰熙伪尚书》言《尚书》；《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孔子删诗》、《国风》、《公姓》、《何彼矣》言《诗经》。卷二、三言《春秋》、《礼》、《四书》。卷四、五、六讲治道，卷七、八为杂考证。同后来三十二卷本的《日知录》相比，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的编纂雏型，此时已经大体形成。

初刻八卷本问世之后，《日知录》的结撰不间寒暑，精益求精，耗尽了顾炎武毕生的心力。对于其间的甘苦，他曾经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顾炎武将此书的结撰喻为采铜于山，可见其劳作的艰辛和学风的严谨。

顾炎武严谨笃实，学随日进。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数年里，一方面不断地把读书心得充实到《日知录》中去，另一方面则对初刻本精雕细琢，纠正讹误。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顾炎武为初刻本《日知录》补撰自序，就此书反省道：“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同年，他给黄宗羲的信中也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晚年的顾炎武，恪遵“良工不示人以璞”的古训，精心雕琢《日知录》。在致其学生潘耒的信中，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传》，谓是身后之书。……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前介眉札来索此（指《音学五书》——引者），原一亦索此书，并欲抄《日知录》，我报以《诗》、《易》二书今夏可印，其全书再待一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顾炎武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迄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逝世，他始终未曾把已经完成的三十余卷《日知录》再度付刻。直到十三年之后，遗稿由潘耒整理删削，才在福建建阳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