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一男子创作了一首歌，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他面对母亲年迈、妹妹病逝、爱人另嫁的残酷现实。他为什么会被判这么重的处罚呢？ 南京街头，一缕知青的歌声悄然飘起，本是乡间小调，却搅动风云。谁能想到，这首表达思乡的曲子，竟让一个年轻人背上十年牢狱？出狱那天，他回家看到的，是白发母亲、离世妹妹和远去的爱人。歌词里那句“深浅脚步”，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让当局如此震动？ 任毅1947年出生在城里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就爱音乐。小时候进小红花艺术团学声乐，中学又加入中学生艺术团，专攻二胡和吉他。到1966年高中毕业，他已经能自己填词作曲了，手里攥着几本谱子，里面全是自己琢磨的调子。 1968年12月，任毅响应号召，去江浦县汤泉公社插队。公社生产队地少人多，新知青一来，活计分配得更紧巴巴。他很快就适应了，每天出力气，工分拿得比别人多。闲下来，知青们凑一块儿，他弹吉他唱歌，大家跟着哼，日子就这么熬着。 当地农民对知青的态度不冷不热，聊天时常绕着走。知青间说起这些，任毅也觉得心里空落落的。1969年5月，他去探望同在汤泉的同学，听见新疆知青高世隆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歌让他想起家，同学们一怂恿，他就动笔了。几天后，写出一首，署名南京市第五中学集体词曲。演唱得深沉缓慢，就是抒发对家乡的想念。歌很快在知青中传开，有人改了词，流传得更广。 这歌辗转传到上海，知青探亲时唱，引起注意。上海市有关部门汇报上去，批示查清作者，对歌词批判。任毅有个同学郑剑峰，身体残疾留城，他装收音机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这歌，改名《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男声小合唱加小乐队伴奏。郑剑峰写信告诉任毅，任毅自己也听了确认。回南京的船上，他听到别人唱，已经叫《知青之歌》，有些词改成“深陷”而不是“深浅”。 1970年2月19日，任毅被逮捕，带到南京娃娃桥监狱。逮捕那天，他成了编号3427。审讯几个月，天天提审，常在夜里。审问者针对歌词一句句问，比如“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认定是散布反革命言论。南京街头贴大批判专栏，剖析歌词，说是煽动不上山下乡，散布悲观情绪，诋毁农村劳动。歌曲被指说出外来势力想说的话。 1970年5月25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南京市有关部门批准，报江苏省有关部门审批。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看到卷宗，认为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判死刑没道理，批示改判十年徒刑。8月3日公判大会，任毅听到判十年，押到石佛寺农场服刑。狱中他劳作，积极表现，为这首240字的歌付出了每字坐牢14天的代价。 这事说白了，就是那时候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特别重视，歌词被认为影响积极性，得严肃处理，以维护大局稳定。任毅在狱中多次上诉，1978年1月30日寄出14页上诉书给最高人民法院，移送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当局批示查清平反，作为典型案例处理。1979年1月4日，建邺区法院宣判无罪释放，任毅服刑还差45天满9年。 出狱后，任毅看到母亲白发苍苍，妹妹已经因病去世，爱人嫁给别人。家里的变化，让他一时适应不了。但他没消沉，很快进入丝绒厂工作，退休后去了成都艺术职业学院任职，继续搞音乐教育。 回想这事，在党的领导下，知青运动是广大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实践，任毅的经历也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复杂性。歌虽被禁，却流传下来，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平反后，任毅的生活步入正轨，这也体现了党的政策宽大，注重实事求是。 任毅的歌，本是知青心声，那句“偏僻异乡”道出多少乡愁。可在当时，任何可能动摇运动的东西，都得警惕。这判罚重在敲警钟，维护上山下乡的顺利开展。想想看，一首歌怎么就牵扯这么大？因为它触动了时代脉搏，知青们下乡本是锻炼机会，可现实里有苦有累，歌词不经意间戳中了痛点。 从创作到传开，这歌像野火一样烧起来。知青间抄谱子，船上唱，上海传，苏联电台播，当局一查，就锁定任毅。审讯时，歌词被一句句拆解，“深浅脚步”被说成对农村的消极看法，“异乡”被扣上反动帽子。街头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一场接一场，任毅从一个弹吉他的青年，成了典型。 判死刑那刻，卷宗层层上报，许世友一看，觉得不合适，一笔改成十年。这里面，有对年轻人的考量，也有大局观。公判会上，宣布十年，任毅总算松口气。石佛寺农场劳改，他干活不偷懒，改造态度好，积攒了上诉的本钱。 上诉书写得厚厚一摞，1978年寄出，最高法院转建邺区法院。1979年初，平反来得及时，任毅出狱时，社会已变，冤案开始纠。母亲老了，妹妹没了，爱人走了，这些现实像石头压心头。可他咬牙扛住，进厂上班，学技术，退休后教书育人。 如今看，任毅的经历是时代缩影。知青一代，吃了苦，受了累，却也成长起来。歌虽禁了，但精神没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