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来回应了！  在我们外交官薛剑发表相关言论之后，11月10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已就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关于台湾紧急状态、回应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言的帖子，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删除该帖子。 截至当天，这条帖子已经无法找到。  但事情的源头，不是在薛剑的言论，而在高市早苗。 她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公开宣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动用军舰并实施海上封锁，此类情况可能被日本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从而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武力介入台海事务打开大门。 这番表态的挑衅性在于，它彻底抛弃了历任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或多或少保持的“战略模糊”，转而走向一种“战略清晰”的对抗姿态，企图将台湾问题与日本的所谓“生存”强行捆绑。 这等于是在明目张胆地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颗中日关系的定盘星，也一脚踢开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根本规矩。 更讽刺的是，高市早苗这边刚放完话，看到中方强烈反应后，又在11月10日试图找补，辩称自己的话只是对“最坏事态”的“假设”，不代表政府统一见解。 这种敢说不敢当、点火又躲闪的操作，活脱脱展现了某些日本右翼政客的投机心理：既想通过炒作涉台议题在国内政治中捞取筹码，又害怕承担局势升级带来的实际风险。 薛剑总领事的回应，恰恰是针对这种危险挑衅的必要消毒。 他在X平台（原推特）上用日语直言不讳，其核心信息是警告日本某些政客：若胆敢将军事触角“擅自伸向”台湾问题，必将面临坚决的反制。 这并非某些日本媒体刻意渲染的“个人威胁”，而是代表中国政府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利益的清晰划界。 薛剑拥有超过三十年的对日工作经验，他深知对付某些“脑筋不好”的日本政客（薛剑后续推文用语），有时就需要用他们能听懂的、直白强硬的语言来传递信号，以免其产生误判。 这种“战狼”姿态，本质上是中国外交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以斗争求安全”的体现，目的是打破对方的幻想，避免其在错误道路上滑得太远。 事实上，薛剑在引发争议后并未退缩，反而进一步发长文系统批驳，指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是“愚蠢政客选择的死路”，并提醒日本应履行其作为二战战败国的义务，尊重战后国际秩序。 这番论述是有坚实法理基础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白纸黑字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也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在台湾问题上根本没有指手画脚的资格。 日本方面对薛剑言论的过度反应，堪称一场精心策划的“选择性愤怒”表演。 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在记者会上板着脸提出“强烈抗议”，指责薛剑言论“极其不妥”，却对高市早苗率先挑衅、动摇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危险言行轻描淡写，甚至试图以“主旨不明”来模糊焦点。 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暴露了日本某些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心虚和蛮横。 他们似乎认为，只有他们可以不断试探、侵蚀中国的红线，而中方一旦做出对等强度的回应，就是“逾越外交礼仪”。 部分日本右翼分子甚至鼓噪要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将薛剑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但这在法律上和现实中都难以实现，因为薛剑的发言属于履行外交职务、宣示本国政策的范畴，受国际法保护，日本若真敢冒险，必将招致对等的反制，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 日本国内的舆论也被刻意引导，大量聚焦于薛剑措辞的“不雅”，却鲜少深入反思高市早苗言论将把日本引向何种深渊。 就连日本国内也有清醒的声音，如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批评高市“煽动危机”，《朝日新闻》也指出其言论放松了对“存亡危机事态”的解释限制，可能引发误判。 可见，高市早苗的挑衅在日本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木原稔的抗议，更多是出于政治正确的作秀，以及对国内右翼势力的交代。 纵观历史，日本在类似问题上玩弄这种“挑衅-装无辜”的把戏并非首次。 从甲午战争前利用媒体颠倒黑白，将侵略包装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到近代在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一次次挑战亚洲邻国的底线，其手法一脉相承：先通过舆论造势或政治表态进行试探性挑衅，一旦遭遇强力反弹，便转而扮演“受害者”或强调“言论自由”、“国内程序”，以模糊是非、推卸责任。 高市早苗此次的言论，可以看作是这一历史惯性在台湾问题上的最新应用。 其所追求的，无非是通过制造外部紧张感，为国内推进军事松绑、修改和平宪法营造气氛，同时迎合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需求。 中方有足够的决心、能力和智慧维护国家统一，也希望日方能够真正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免重蹈覆辙，再次品尝“民族溃灭”的苦果。 今天的中日关系，早已不是昔日的强弱对比，中国有能力也有手段让任何挑衅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