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再次抛出惊人言论：“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 就连他最看重、想重点培养的学生，都直言想去金融公司，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值得所有人警惕的信号，施一公说“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出了大问题”，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背后藏着个人选择与国家需求的深层错位。 高考状元是全国学生里的顶尖人才，他们的选择往往带着强烈的示范效应，而数据早就印证了施一公的观察。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选择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状元就多达268人，高居所有专业首位，到2008年时，近七成状元都把经管专业当成首选，这些年这个比例更是涨到了70%至80%，清华经管学院成了状元们的“聚集地”。为什么大家都往这条路上挤？核心还是金融行业的高薪太有诱惑力，直白点说就是赚钱快、赚钱多。清华经管的应届生起薪普遍能达到50万元以上，要是能进顶尖投行、对冲基金，年薪直接就能突破百万，2015年某省文科状元李雨轩，从清华经管金融系毕业后入职摩根士丹利香港分部，起薪就有80万元，成了同学里的“薪资标杆”。反观前些年的基础学科，硕士毕业生起薪普遍也就9万元左右，两者差距悬殊，对于付出了十几年苦读的状元和家庭来说，选择高薪行业似乎成了“理性之选”。 但这种“理性”背后，是国家急需的科研领域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咱们国家现在正面临不少“卡脖子”难题，就说芯片行业，2025年1-9月的进口额就高达3061.3亿美元，长期依赖进口，而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恰恰离不开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学科的人才支撑。可现实是，芯片行业的人才缺口已经突破30万，上海单地缺口就达10万量级，2018年全国820万高校毕业生里，只有3.8万进入芯片行业，顶尖人才的缺失让行业发展举步维艰。要知道，基础学科是所有核心技术的根，没有这些领域的突破，芯片、航天、生物医药这些关键产业就只能跟着别人跑，每年花在进口上的数千亿美元，本质上就是在为基础学科人才短缺买单。 更让人感慨的是，现在的人才选择和老一辈的家国情怀形成了鲜明对比。被称为“力学之父”的钱伟长，当年高考物理只考了5分，数理化三科总分才25分，却因为看到国家被侵略、急需科技救国，执意从文史专业转到物理系，靠着一年的刻苦攻读，数理化都考到70分以上，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为我国航天、机械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他说“国家需要什么专业，我就是什么专业”，这种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的选择，正是现在很多顶尖人才缺失的。反观现在的部分状元，2007年考入清华管理学院的高立力，毕业后直接加入全球知名对冲基金公司，2012年某省理科状元张昊，清华经管毕业后进入高盛集团，30岁就晋升部门经理，后来还创业做了私募基金，他们的职业路径确实光鲜，但这些选择很难直接为国家核心技术突破带来助力。 或许有人说，金融行业也需要创新，也能为社会做贡献，这话没错，但问题在于“扎堆”带来的失衡。现在金融圈的就业竞争已经白热化，甚至出现了985高校硕士、美国常青藤毕业生去银行当柜员的情况，2025年中国银行校招拟录用名单里，仅清华大学毕业生就有21人，中信银行的录用者中，985、211毕业生占了四成，这些顶尖人才挤在金融行业“内卷”，而科研领域却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更值得深思的是，金融行业的很多岗位本质上是“资源再分配”，而基础学科和科技领域才是“创造新价值”，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不能只靠资本运作，必须有实打实的技术和产业支撑，就像盖房子，金融是装修，而基础科研、制造业才是地基，地基不牢，房子再华丽也站不住脚。 这些年国家和企业也在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华为等科技企业开出35-60万的年薪抢科研人才，国家设立专项奖学金，每年给基础学科学生10万元支持，现在材料、数学这些基础学科的热门岗位，年薪也能达到35万以上，虽然和金融头部薪资还有差距，但已经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2004年山东理科状元王端鹏，放弃美国公司的百万年薪和绿卡，回国加入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成为新材料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2019年广西理科状元杨晨煜，拒绝互联网大厂高薪，留在清华人工智能研究院攻克“卡脖子”技术，这些少数人的坚守，证明顶尖人才也能在科研领域实现价值。但这样的例子还是太少，要让更多精英愿意投身基础学科，不能只靠“谈理想”“讲奉献”，更要靠实实在在的制度保障，让搞科研的人能拿到体面的薪水，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