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网友提出一个轰动性的观点：我们要打击日本右翼势力、回击历史否认，最好的办法不是光讲自己的苦难，而是要大讲特讲——日本在二战期间怎么虐杀西方人！ 要打击日本右翼势力、回击他们的历史否认行为，只反复讲述我们自己的苦难有时难以让世界形成广泛共鸣，而大讲特讲日本在二战期间虐杀西方人的累累罪行，却能凭借铁一般的国际证据，让右翼的谎言无处遁形。因为这些罪行不仅有西方各国的官方档案、幸存者的亲身证词，还有战后国际法庭的审判记录作为佐证，日本右翼想抵赖都无从下手，更能让全世界看清他们反人类的本质。 1942年菲律宾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就是最鲜活、最无可辩驳的例证。当年4月，经过四个月的激战，七万七千名美菲联军因为弹尽粮绝被迫投降。按照当时的国际规矩，战俘即便失去战斗力，也该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至少能有口饭吃、有口水喝，可日军完全无视这些规则，把投降的士兵当成了随意践踏的猎物。投降第二天，日军就强迫这些已经疲惫不堪、营养不良的战俘，徒步前往一百多公里外的奥德内尔战俘营，这场看似普通的行军，就此变成了一场持续数日的屠杀。当时菲律宾的四月正是酷暑，气温超过三十度，日军却全程不给战俘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水，整整三天里，战俘们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不少人嘴唇干裂出血，甚至出现了中暑脱水的症状。只要有人忍不住想路边的水洼喝水，或者向附近村民讨要一点食物，立刻就会被日军用刺刀捅死或开枪射杀，路边的溪水很快就被战俘的鲜血染红。 日军的虐杀远不止这些，他们把虐待战俘当成了消遣。对于体力不支倒下的、走得慢了一点的，甚至只是不小心出列的战俘，日军要么用枪托猛砸，要么用刺刀乱捅，有的还开着卡车故意从战俘队伍中碾压过去，听着骨骼碎裂的声音狂笑。他们还会抢走战俘身上值钱的东西，甚至砍断美国战俘的手指，只为夺取他们手上的婚戒。到达圣费尔南多后，战俘们又被塞进了狭窄的木制闷罐火车车厢，原本只能装三十人的车厢，日军硬是塞进了上百人，高大的美国士兵连站立都困难，车厢里空气污浊、闷热难耐，数百人因为窒息和挤压在途中死去。这场一百多公里的行军，短短几天内就有一万五千多名战俘丧生，平均每十米就有一个人倒下，到达战俘营时，七万七千名战俘只剩下五万四千多人。而这还不是终点，战俘营里缺医少药、食物匮乏，疟疾、痢疾等疾病横行，短短两个月又有两千六百多名战俘死去，到二战结束时，当初投降的七万七千多人里，活下来的只剩下七千五百人，真正的九死一生。 日本对西方人的暴行，远不止巴丹死亡行军这一起。为了打通东南亚的交通线，日军强迫六万两千名盟军战俘和三十五万名亚洲劳工修建泰缅“死亡铁路”，这条四百一十五公里长的铁路，完全是用生命铺成的。战俘和劳工们每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以上，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稀粥，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热带丛林里的瘴气和疾病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日军用皮鞭和刺刀驱赶着虚弱的人们，只要有人无法工作，就会被直接处决，他们的尸体被草草埋在铁路旁，成为了铁轨的一部分。最终，一万两千名盟军战俘和十三万名劳工死在了这条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三百六十人丧生，不到三米就付出一条生命的代价。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还把西方战俘当成了实验品。在九州大学医学院，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没有得到任何战俘待遇，而是被一群披着医生外衣的恶魔进行活体解剖，他们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活生生切除飞行员的肺部、肝脏，观察人体在失去器官后的反应，直到受害者痛苦死去。在太平洋的父岛，日军军官杀害美国飞行员后，竟然将其肢解分食，这种野蛮行径已经彻底背离了人类文明的底线。除此之外，从北极圈的挪威气象站到赤道的婆罗洲雨林，日军的屠刀无处不在：他们把挪威俘虏剥光衣服绑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甲板上，用喷火器反复冻灼致死；把比利时领事一家十四人锁进汽油桶，堆上柴火慢烤六小时；逼迫南非战俘自挖长沟，然后用坦克碾压活埋；甚至将希腊水手锁进油桶焊死，投入海中让他们窒息而亡。据统计，仅被确认姓名的西方受害者就超过十二万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生命，都成了日军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这些罪行不是我们的片面之词，而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所确认的铁事实。当年的东京审判开庭八百一十八次，收集了四千多件文件证据，四百多名证人出庭作证，最终将制造巴丹死亡行军的本间雅晴等战犯送上绞刑架，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也被依法处决。直到2009年，日本驻美国大使还不得不代表政府，向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战俘道歉。日本右翼想要否认历史，不仅是对我们的伤害，更是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等所有受害国家人民的亵渎，是对国际正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