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说：“中国工人不会再形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作为深耕“三农”问题几十年的专家，温铁军15岁就到山西农村插队，在基层生活了11年，之后又花20多年跑遍全国农村调研，骑着摩托车沿黄河穿越8个省的经历。   这让他比谁都清楚中国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这句话正是基于这种实地观察的客观判断，而非空泛的理论推演。   在他2015年同济大学的演讲中就提到，中国的农民打工者和西方无产阶级完全不同，家里有地有房，本质是小有产家庭里出来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劳动者，不是真正意义上无恒产的无产阶级。   这一点太关键了，西方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形成紧密组织，核心是他们没有退路，只能靠集体力量争取权益。   而中国农民工背后有农村作为缓冲，遇到欠薪、失业等问题，大不了回老家种地糊口。   这种“退路”让他们缺乏形成长期紧密组织的迫切需求。   就像温铁军在调研中发现的，哪怕是在珠三角工厂里的农民工，大多也是短期务工心态。   赚钱后要么回老家盖房，要么支持家里农业生产，很少有人把工厂当成终身依靠，这种流动性和心态决定了很难形成固定的组织形态。   温铁军的这个判断，还离不开他对中国城乡关系的深刻把握。   中国和西方殖民地国家不同，是100%原住民国家，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天生拥有生产资料，这和美国、加拿大等国通过剥夺原住民土地形成的大农场模式完全不同。   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峰值时超过2亿人，但他们的户籍、土地权益仍在农村，这种“半工半农”的状态让他们始终游离在纯粹的工人身份之外。   温铁军在研究中发现，即便是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很多也是农村家庭出身，家里的土地是他们的“定心丸”。   这种双重身份让他们既不会像西方工人那样完全依附工厂，也不会形成单一的阶级诉求。   反观计划经济时期，工人都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就业、福利、社保全绑在单位上，没了其他退路，组织的凝聚力自然水到渠成。   而现在这种“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彻底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基础。   平台经济的兴起，更让这种组织形态的变化变得更加明显。   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4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人员就有8400万左右，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越来越庞大。   这些劳动者看似分散，没有传统工厂的集中管理，实则被平台通过算法和多层中介体系牢牢管控着。   就像温铁军观察到的，中国制造业能在全球竞争中胜出，一个重要原因是用工模式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背后，是劳动者与用工方的松散关系。   外卖骑手看似可以自由接单、随时退出，但实际上被平台的派单算法、超时罚款等规则约束。   他们既不属于平台正式员工，也没有传统工会的组织覆盖，这种“组织化的灵活性”让他们难以形成统一的集体力量。   温铁军在研究中对比过苏东解体的教训，那些国家的国企职工虽然有园子地作为生活保障，但他们的劳动关系仍相对固定。   而中国当下的劳动者，连劳动关系都变得碎片化，自然难以复制传统的组织模式。   可能有人会问，那现在的工人就没有组织了吗？其实不是，而是组织形式变了，变得更贴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温铁军作为长期关注基层治理的专家，肯定知道现在工会正在探索新的组织方式，比如针对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搞行业联合建会，通过“码上入会”让分散的劳动者加入组织。   但这种组织和西方的工会完全不同，重点不是搞阶级对抗，而是提供实际服务，比如建立“司机之家”、解决欠薪问题、开展技能培训等。   这和温铁军一直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其实是相通的，农村作为劳动者的“压舱石”，工会作为权益保障的“避风港”，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劳动者保障体系。   这种体系不追求形式上的集中统一，却能精准解决劳动者的实际问题，这正是温铁军想表达的核心。   不是中国工人没有组织，而是不会形成西方那种对抗性的阶级组织，我们有自己的适配方式。   温铁军的这句话，本质上是提醒我们不要被西方的阶级理论绑架，要看到中国的独特性。   他一辈子研究“三农”和制度变迁，从《八次危机》到《乡村造梦记》，所有著作都在强调中国不能照搬国外经验。   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形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土地制度、市场化进程共同决定的，背后是几亿劳动者的生存智慧。   那些觉得这句话“刺耳”的人，可能没读懂中国劳动者“进退有据”的生存状态，没看到我们不用走对抗性道路，也能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制度优势。   温铁军的观察只是告诉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工人阶级的组织形态也必然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