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自1915年开始写日记，至1972年因手肌萎缩停笔，持续57年，现存53年共63册 。这一记录远超同时代政治人物，形成了一部独特的“个人政治史”，它既是研究蒋本人思想与行为的“钥匙”，也是理解国民党政权兴衰的“镜子”。 1972年，台北士林官邸的书房里，85岁的蒋介石颤抖着放下手中的笔。 这本写了57年的日记，停在“手肌萎缩，难以执笔”的最后一行。 63册、53年、20000余页，这部比《曾国藩日记》还厚重半倍的“私人史”，不仅是他个人的“修身账本”，更是打开国民党政权兴衰的“密码箱”。 杨天石说：“不看蒋日记，历史研究缺块拼图；但信它，容易掉进他的‘心机陷阱’。” 蒋介石的日记，始于1915年的上海。 28岁的他，那时还是个“混不吝”的纨绔子弟，逛窑子、赌钱、跟青帮混，日记里满是“见美色起邪念”“终日嬉游”的忏悔。 转机发生在1916年。 导师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你该做个像曾文正公那样的人。” 曾国藩的“日课十二条”，成了蒋介石的新信仰。 他开始效仿这位晚清名臣，用笔每日记录克制欲望、反省言行、研读经典。 1919年在香港，他见了位叫“介眉”的妓 女，当晚日记里就记：“心生邪念，记过一次。” 后来他总想起这个女人，便在日记里反复写“须戒之”“不可忘本”。 这种自我敲打，他坚持了一辈子。 哪怕1949年后退守台湾，手抖得握不住笔，他仍在纸上写：“今日又动肝火，需自省。” 写日记，成了他与内心“恶念”较劲的武器。 翻开蒋日记，像在看一场持续半世纪的“吐槽大会”。 他对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点评，犀利得近乎刻薄。 对陈诚这个被他视为“接班人”的干将，却总让他头疼。 1943年陈诚反对二次入缅作战，蒋骂他“跋扈恣睢，纪律荡然”。 1947年东北“剿共”失利，蒋写“辞修对政策猜疑诽谤，失却信心”。 退守台湾后，更疑他“与胡适、梅贻琦勾结，意图夺经国之权”。 对孙科孙中山之子，在他眼里“庸暗如阿斗”。 1948年孙科竞选副总统，蒋痛斥其“是非不明，狂妄糊涂”，甚至断言“总理一生为其所卖”。 对桂系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他连写六个“恨”。 白崇禧逼宫“亥敬电”，他骂“叛迹更显，恶毒阴险”。 白崇禧猝死家中，他暗喜“能善终是幸运”，又补一句“罪有应得”。 对孔宋，孔祥熙被夸“财政功臣”，宋子文却被骂“奸诈卑劣，养虎为患”。 1945年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搞崩经济，蒋在日记里写“误国误党，党国罪人”。 连空军司令周至柔作战不力，他都骂“枪毙十次不够”。 戴笠坠机后，他哀叹“雨农不死，大陆不失”。 这些骂声，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这是他与政敌的心理战，是权力场上的“软刀子”。 但日记不全是真话。 杨天石说它“可信度85分”，剩下的15分，藏在蒋的“小心思”里。 刺杀汪精卫的“美颜”。 1938年戴笠刺杀汪精卫失败，蒋在日记里写“不幸中之万幸”。 这“幸运”藏着什么？ 汪精卫是党内元老，蒋本想留他去欧洲避风头，结果戴笠搞砸了。 写“万幸”，是在掩盖自己“不想彻底撕破脸”的妥协。 对宋美龄的隐喻。 晚年他总引用孔子“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1972年病重时，他写“与女人、小人相处费劲”。 “女人”是宋美龄，“小人”是她的外甥孔令侃。 母子俩总给他添堵，他只能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不敢明说。 还有对戴笠的“怀念”。 戴笠死后，他夸“雨农不死，大陆不失”。 可戴笠生前权倾朝野，蒋对他又爱又怕。 这句“夸”，更像对“工具人”的惋惜。 戴笠帮他铲除异己，没了这把刀，他更孤独。 这些日记，最终成了历史的双面镜。 一面照见他的自我修养，一面照见他的权谋算计。 他写“克己”，却纵容特务系统制造白色恐怖。 他骂“叛徒”，自己也对盟友下狠手。 他标榜“为民”，却在大陆溃败时带走了黄金、文物和知识分子。 但这些矛盾，恰恰构成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他不是神，是个会挣扎、会虚伪、会后悔的凡人。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 他的日记被封存在“国史馆”，成了学者研究的“富矿”。 有人从里面读出了他的“圣人梦”，有人读出了他的“权力焦虑”，更多人读出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悲欢。 正如杨天石所说：“看蒋日记，要带着‘显微镜’和‘望远镜’，显微镜看他的小心思，望远镜看他的大历史。” 主要信源：（台海网——《蒋中正日记(1937-1947)》将在台湾出版 蒋介石日记(蒋介石自1915年至... - 百度百科 澎湃新闻——从日记看蒋介石晚年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