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人开始羡慕中国制度了。有美国学者这么概括：美国是资本控制国家，国家听资本的，中国则是国家控制资本，资本听国家的。这是没错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何中国能够做大让资本听命于国家的。 先说说那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这些领域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私人资本大多不愿涉足，就算涉足也可能为了逐利忽视公共利益，但中国的国企从不计较一时得失，始终把国家利益和民生需求放在第一位。国家电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为了让偏远地区的老百姓用上稳定的电，这些年投入了超过6000亿元用于农村电网改造和偏远地区电力建设，在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施工队要克服缺氧、严寒的极端环境，架设起几千公里的输电线路，让曾经靠酥油灯照明的牧民家通了电，现在西藏的供电可靠率达到99.7%，和城市几乎没差别。对比美国，截至2024年还有超过300万农村人口面临供电不稳定的问题，得州2021年的寒潮中，私人电力公司为了保利润，直接拉闸限电，导致数百人冻死，这就是资本主导和国家主导的本质区别。中国铁路也是如此，从青藏高原的青藏铁路到深山大漠的高铁线路，很多线路短期内根本不赚钱，但国企依然投入建设，截至2024年底，中国高铁里程突破5.3万公里，覆盖全国95%以上的百万人口城市，哪怕是西部人口稀少的地区，也能通过高铁联通全国，而美国的高铁建设喊了几十年，至今真正投入运营的高铁里程不足500公里，核心原因就是私人资本觉得利润太低，不愿投入。 在能源和金融这些关键领域，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更是不可或缺。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国企，不仅保障了全国90%以上的原油加工和成品油供应，还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时，始终保持国内油价的相对稳定，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出现油价一天三涨、老百姓加不起油的情况。2022年国际油价飙升到每桶130美元时，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始终控制在合理区间，背后就是国企承担了巨额亏损，守住了民生底线。金融领域更是如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大行，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首位，2024年全年向制造业发放贷款超过15万亿元，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超过20万亿元，这些贷款很多利润微薄，甚至私人银行不愿接手，但国有大行通过政策引导，确保了企业发展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而美国的银行则完全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私人银行过度追逐高利润的次贷业务，最终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危机后银行依然拿着政府的救助金给高管发巨额奖金，这就是资本控制国家的必然结果。 中国让资本听命于国家，并不是打压资本，而是通过清晰的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让资本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既发挥资本的活力，又不让资本无序扩张。这些年国家明确限制房地产、互联网等领域的资本炒作，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国家需要的领域。比如针对房地产行业的“三条红线”政策，有效遏制了资本盲目拿地、高杠杆扩张的乱象，让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而不是资本炒作的工具；针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措施，制止了大数据杀熟、强制二选一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让互联网资本回归服务民生的本质。同时，国家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支持等方式，引导资本进入新能源、芯片、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2024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吸引民间资本投资超过8万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吸引投资3.2万亿元，带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700万辆，占全球总产量的60%以上，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这就是国家引导资本发力的显著成效。 在重大突发事件和国家战略任务面前，国家对资本的调控能力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2020年疫情初期，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紧缺，国家立刻动员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全力生产，国药集团、华润集团等国企牵头建设方舱医院、保障医疗物资供应，同时引导民间资本改造生产线转产口罩，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口罩日产量从不足1000万只飙升到10亿只以上，迅速缓解了物资短缺的困境。而美国疫情期间，私人医疗企业为了利润，囤积口罩、抬高价格，政府根本无法有效调控，导致大量普通民众买不到口罩，疫情防控陷入混乱。在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国家更是引导资本向贫困地区倾斜，国有资本投入超过1.2万亿元用于贫困地区的公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特色产业扶贫，比如在贵州毕节，国有资本修建的高速公路打通了运输通道，民间资本投资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带动了20万贫困人口脱贫，截至2020年底，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奇迹的实现，正是国家主导、资本参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