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北京一名女知青被公羊顶倒，她从地上爬起来，拍打身上的泥土，那只羊又退后几步，再次把她撞倒，下一秒，她弯腰拿起镢头，一下砸在羊的头上，不料，她却因为这一举动，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羊应声倒地，尘土飞扬中，谭雅北怔了一秒，像是还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四周一片寂静。几个同村的社员从田边跑来，看着那只抽搐不止的种羊，全都变了脸色。“这是公社唯一的西门塔尔杂交种公羊！”队长老赵脱口而出，嗓音直哆嗦，“这羊值上千块，你知道你砸的是啥？” 谭雅北抿着嘴，额角流血，眼神却冷静得出奇：“我知道它顶了我两次，还差点把我摔到沟里。” 她身上那件棉布褂子已经破了，泥土、血迹和汗水混成一团。刚才她只是想去割些草，没想到这只发情期的公羊竟突然发疯。一次撞翻她，一次撞得她后背磕在石头上，险些昏厥过去。 但更让她疼的，是自己忍着不哭时，周围几个社员的冷眼旁观。 “你能不能，不惹事？”有人低声说。 她抬头，没有回应。 很快，生产队要开会处理。说她“情绪冲动，破坏集体财产”，建议记大过、扣工分，甚至让她写检查。 可就在会上，村里老兽医白大爷一锤定音：“这羊感染了口蹄疫！你们还当宝贝供着，是嫌全村羊不够死？” 老赵面红耳赤，会议顿时静了。当年国家正推行科学养殖，新引进的种羊尤为珍贵，而这种疫病一旦扩散，整片草场都得被封。谭雅北这一“砸”，竟救了整群羊。 会后，她没有争辩，也没等人感谢。只是悄悄把自己那件过年才穿的蓝布褂送给白大爷做兽医用布，还自愿提出，用自己的积攒工分帮队里换头新羊。 她一人一车，推着土豆和鸡蛋，走了三十里地换来一只健康的小种羊。回来那天，天刚亮，她站在村口，阳光落在她晒裂的脸上，安静却坚定。 从此，大家对她改了口，不再叫她“北京城里姑娘”，而是喊她“谭娃子”。 她开始主动帮社员记账、认字，在牛棚边支起一块黑板，没灯就点煤油灯教小孩识字。她的手从拿笔变成拿锄头，再从锄头变回教鞭。 1972年，知青返城潮来临，许多人争着回城，她却因为正在编写《草原养羊小手册》留了下来。这本手册后来被下发到周边五个县，成了牧区最早的双语教材之一。 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28岁的谭雅北报名时，交的资料袋里夹着那天羊群疫病的诊断报告，上面用红笔圈着：“排查首报人：谭雅北。” 她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后来成为自治区草原防疫体系的建设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