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何鸿燊给徐小凤颁奖，直勾勾盯着她丰满的身材说：“你挣了这么多钱，今晚来照顾一下我的生意呗？”徐小凤不急不恼，笑着回了句话，顿时让何鸿燊涨红脸，之后，更是公开向她道歉。 那会儿颁奖礼的聚光灯正打在徐小凤身上，她刚领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奖杯，藕荷色旗袍裹着匀称的身段，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的奖杯还带着金属的凉意。何鸿燊站在旁边，金表在灯光下闪了闪，嘴角勾着笑，眼神却有点黏人——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呢，他这话一出口，空气都像冻住了，后排有记者“咔哒”按了快门，估计心里正等着看笑话。 徐小凤倒好，手里奖杯轻轻晃了晃，脸上那点笑意没散，声音不高不低，刚好够话筒传出去：“何先生这是拿我寻开心呢？”她顿了顿，指尖摩挲着奖杯边缘，“我这点‘小钱’哪敢照顾您的生意？您的场子光澳门就有十几家，我这唱歌的，顶多算个‘街头卖艺’的——您要是真可怜我，不如让您家少爷小姐多买几张我的唱片？毕竟我家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下个月学费还等着我这‘卖艺钱’呢。” 这话一说，台下先是静了两秒，接着有人低低笑出声。何鸿燊脸上的笑僵了僵，原本油亮的额头好像真泛起层红，他干咳两声，摆摆手：“徐小姐真会开玩笑，该罚该罚。”说着就想打哈哈过去，可徐小凤没接话，就那么端着奖杯看着他，眼神里没怒气，倒像看个不懂事的长辈，那点从容劲儿，反倒让他更不自在。 后来才知道，徐小凤能这么稳，全是被日子磨出来的。她打小就不是娇滴滴的性子——1949年生在武汉，两岁跟着爹妈挤船去香港，一家七口挤在九龙城寨的小破屋里，爹妈开了个江浙食品摊，卖些年糕、酱鸭，她是老大，刚上小学就得凌晨四点起来帮着洗萝卜干，弟弟妹妹哭了要哄，账本算错了要挨骂，街坊都说“徐家大丫头比小子还能扛”。 中二那年，她放学路过歌厅，听见里面唱《恋之火》，回家就对着镜子哼哼，越唱越上瘾。16岁香港之莺比赛，她揣着攒了半年的零花钱报了名，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就上台了，评委说她嗓子“像老茶，初听带点涩，咽下去满嘴甘”，愣是把冠军捧了回来。可爹妈把奖状往桌上一拍：“唱歌能当饭吃？弟妹们等着吃饭呢！”她没犟，默默收起奖状，白天帮家里看摊，晚上躲在阁楼里练歌，一练就到后半夜，嗓子唱哑了就含块冰糖，阁楼的墙都被她的歌声熏出层“包浆”。 就这么熬了三年，她偷偷去歌厅驻唱，一晚唱八首歌，能挣三十块，比爹妈摆摊还多。有天母亲发现她枕头下的歌单，红着眼圈骂她“不听话”，却还是塞给她个暖水袋：“别冻着嗓子，明天早点回来给你弟补衣服。”1969年文就波找她录专辑，她攥着录音室的门把手手抖，文就波说：“你就当在阁楼里唱给弟妹听。”她才慢慢放松，《墙》那首歌，她唱到“墙里墙外都是霜”，眼泪“啪嗒”掉在麦克风上——那是她想起自己辍学那天，蹲在墙角哭，弟弟妹妹围着她递糖纸的样子。 所以你说，这样的徐小凤，能被几句浑话吓着？她见过菜市场为了一毛钱争得面红耳赤的大妈，也见过歌厅里喝醉了撒泼的老板，早就练出“见人说人话，见鬼不说话”的本事。何鸿燊后来在记者会上说：“那天是我失言，徐小姐大气，没跟我计较。”有人问徐小凤当时怕不怕，她正给妹妹挑毛衣，头也不抬：“怕啥？我连我妈拿着鸡毛掸子追三条街都不怕，还怕他一句话？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腰杆直着呢！” 后来她开演唱会，何鸿燊还真让助理送了花篮，卡片上写着“祝徐小姐生意兴隆”，她笑着让助理把花篮摆在后台：“告诉何先生，下次他来听演唱会，我给他留前排——记得让他多买几张票，给弟妹们当新年礼物。”你看，这才是徐小凤，不软不硬，不卑不亢，就像她唱的歌，慢悠悠的，却总能唱到人心坎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