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46岁的蒋女士突发脑溢血，可她未婚未育，父母又已离世，无奈之下只好找她的远房亲戚吴先生签字做手术。吴先生垫付了3万元的费用，可医院又要求他继续缴纳欠下的21万余元医疗费，吴先生承担不起，想让居委会成为蒋女士的监护人，居委会也很愿意承担，于是联系蒋女士所投重疾险公司及她的工资存放银行，想先拿钱给蒋女士治病，可对方均表示，居委会没有权利。 据新闻综合、上海法制报等报道，46岁的蒋女士父母均已离世，她没结过婚，也没生过孩子，父母走后，她一直一个人生活。 10月14日，蒋女士早起感觉头疼头晕，于是和领导请了个假。 同事不放心她，去她家里查看，结果发现蒋女士情况不妙，于是立即将她送去医院。 经过检查，同事们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蒋女士并非普通的身体不适，而是突发脑出血。 医院立即安排蒋女士手术，可很快问题就来了。做这个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但蒋女士已经没有血亲了。 思来想去，蒋女士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她的远房亲戚吴先生。 蒋女士孤身一人，每年过年，她都会去吴先生家里陪他的爷爷一起吃顿饭。 他们两人又是什么亲戚呢？原来蒋女士的奶奶是吴先生爷爷的亲姐姐，吴先生的爷爷是蒋女士的舅姥爷，蒋女士的奶奶是吴先生的姑奶奶。 蒋女士和吴先生亲戚关系已经很远了，可蒋女士孤身一人，在本地吴先生已经是她唯一的亲戚了。 于是，蒋女士就给吴先生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够过来，替自己签个字。 吴先生和蒋女士除了过年，平时基本从不见面，也从不联系，可听说了蒋女士的事，他立即过来签了字，并和蒋女士的同事一起替她垫付了3万元的医疗费。 可蒋女士术后反反复复，最后神志不清，只能住在ICU，每天的费用都要增加五千到一万多，很快，她就欠了21万多元医疗费。 因为是吴先生给蒋女士签的字，医院就联系吴先生，让他缴纳蒋女士的医疗费，可是吴先生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蒋女士不仅无父无母，就连姑姑和舅舅也在此前相继离世，也就是说，她已经没有在法律上能够担任她的监护人的亲人。 吴先生通过咨询，得知蒋女士这种情况，可以指定居委会担任她的临时监护人，于是他又求助了街道和居委会。 可他们虽然愿意帮忙，但在联系蒋女士投保的重疾险公司和工资存入银行时，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居委会原本想先让保险公司先赔付，用来支付蒋女士的医疗费，他们签字确认，可对方回复，居委会没有这个权利。 那么，类似于蒋女士这种独居人士，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时，监护与养老保障应该如何保证？ 1、居委会能否成为蒋女士的监护人？ 《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蒋女士未婚未育，父母离世，姑姑和舅舅也相继去世，已经没有在法律上能够担任她监护人的亲人，属于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情况。 吴先生虽是她的远房亲戚，但从法律规定的监护资格顺序来看，并不属于法定监护人范围。 蒋女士住所地的居委会具备履行监护职责的意愿，愿意帮忙承担监护责任，所以从法律条款的规定来看，居委会是可以成为蒋女士的监护人的。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居委会在行使监护人权利时遇到了阻碍。 《民法典》第三十四条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居委会有权为了蒋女士的利益，要求保险公司赔付重疾险、从银行支取工资用于支付医疗费用等。 但在行使监护权前，居委会首先要通过法律途径，确认蒋女士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如果缺少这一步骤，居委会就拿不到蒋女士的监护权。 2、随着不婚不育主义人士的增多，以后类似蒋女士这样的事也会越来越多，那么，该怎么保障独身人士的老年生活？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像蒋女士这样的独身人士，在身体健康、意识清醒时，可以通过意定监护的方式，提前与自己信任的人或组织，如朋友、居委会等签订书面协议，确定在自己未来失去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保障自己的生活和医疗等各方面权益。 另外，独身人士还可以与他人或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保障自己老年生活有人照顾，又能让照顾自己的人在自己离世后获得相应的财产回报。 最后，在吴先生求助后不久，蒋女士那边也传来好消息，她已经脱离了危险，到能否恢复如初仍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