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舅舅，大舅当了一辈子大队书记，二舅参了军留到了部队，三舅在县城高中教高三。我母亲是老大，读了三年学，没文化，没技术，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小时候我总觉得，母亲和三个舅舅 “不一样”—— 舅舅们要么管着村里的事，要么穿着军装保家卫国，要么站在讲台教学生，而母亲，似乎永远在地里劳作，在灶台前忙碌，手上的老茧一层叠一层，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掉的泥土。 每年春节三个舅舅回家，家里就像办喜事。大舅穿着中山装，口袋里插着钢笔，一进门就被乡亲们围着问东问西，母亲则在厨房烧水切菜，偶尔出来添茶，也只是站在角落笑。二舅一身军装笔挺，胸前挂着军功章，孩子们围着他转，母亲会提前把家里最好的布料改成小褂子，给二舅带来的警卫员也备上一双新布鞋。三舅戴着眼镜，说话文绉绉的，总给我带课外书，母亲不懂那些字，却会把书小心翼翼收在木柜里，定期拿出来晒太阳防潮。 那年我上初二，开春时外婆突然中风瘫在炕上。三个舅舅急得连夜往回赶，可没待三天就都接到了单位的电报。大舅的村支书办公室天天有人等着盖章，二舅的部队正赶上拉练，三舅带的毕业班马上要高考。母亲把他们一个个推出门，红着眼圈说：“家里有我呢，你们干正事要紧。” 那天起，母亲就像上了发条。白天在地里忙活，回家给外婆擦身喂饭，夜里就睡在炕边的草席上。有回我半夜醒来看见她正用缝衣针给外婆挑脚上的水泡，油灯昏黄的光映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针脚在老茧堆里扎进去，她自己眉头都没皱一下。 秋收前外婆突然能坐起来了，那天正好三舅周末回来。他蹲在炕边给外婆削苹果，看见母亲端着药碗进来，手背上还贴着块胶布——是昨天掰玉米时被镰刀划的。三舅突然就红了眼眶：“姐，当年要不是你把上学的机会让给我，现在……”母亲打断他，把药碗递过去：“说这些干啥，你教好你的学生，就是对我最好了。” 后来我考上大学，临走前整理旧物，在木柜最底层发现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个舅舅年轻时的照片：大舅刚当书记时戴的旧草帽，二舅第一次立功寄回家的军功章复印件，三舅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报。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条，是母亲不识字时让邻居代写的，给远方当兵的二舅报平安：“家里都好，勿念。姐。” 现在每次家庭聚会，三个七十多岁的舅舅还是习惯围着母亲转。大舅会说：“当年要不是姐天天给队里送饭，我哪有精力管村里的事。”二舅总念叨：“那年我受伤住院，是姐连夜纳了双布鞋托人带来。”三舅则会拿出老花镜，给母亲读他新发表的文章。母亲坐在中间，笑得眼角堆起皱纹，手里还在给小孙子剥橘子，就像当年给我们剥花生一样自然。 我终于明白，母亲从来不是“不一样”，她是把自己的光芒，都揉进了柴米油盐，分给了三个弟弟，照亮了我们整个家。那些年她收在木柜里的不只是书本，还有一个姐姐对弟弟们最深沉的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