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两口来民政局闹离婚，老太太已经 99 岁，老大爷 103 岁了，工作人员问：“你们俩这么大年纪了，还来闹离婚，不怕别人笑话吗？” 老太太说：“我们的婚姻 60 年前就已经破裂了，没有过下去的可能了。” 工作人员说：“那你们为什么不 60 年前离婚呢？” 老太太幽幽地说：“那时候，孩子小，我们害怕离婚对孩子身心造成不良影响，我俩就商量好了。” 工作人员说：“你们商量好什么了？” 老太太说：“我们商量好了等孩子去世了，我们再离婚。” 工作人员手里的笔 “啪嗒” 掉在桌上，盯着俩老人半天没缓过神。老大爷这时慢悠悠开口，声音透着股攒了一辈子的沉郁：“那年孩子才 8 岁，夜里我俩为柴米油盐吵翻，他抱着枕头蹲在门口哭，说怕爸妈不要他。从那以后，我俩就约法三章，不在孩子面前红脸，不提离婚的事，等他百年之后再各走各的。” 工作人员感觉嗓子有点发紧，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水，杯底沉着的枸杞都没顾上捞。他瞅瞅老太太布满皱纹的脸，又看看老大爷手背上暴起的青筋，突然觉得这屋里的空调好像开得太足了，冷得人心里发颤。 “大爷大妈，”小伙子清了清嗓子，“那您儿子……” “上个月走的，”老太太接过话头，枯瘦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衣角，“肺癌，折腾了大半年。走之前还拉着我俩的手哭，说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有对恩爱的爹妈。”说到这儿她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像朵晒干的菊花，“这傻小子，被骗了六十年。” 老大爷从布兜里掏出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露出个泛黄的红本本。结婚证上的照片都快看不清人脸了，只能依稀看出俩年轻人穿着的确良衬衫，笑得一脸拘谨。“这玩意儿早该换绿的了，”他用指腹擦了擦照片上的灰，“当年说好等孩子走了就办手续，谁知道一等就是六十年。” 工作人员这才注意到，老两口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隔着能再塞个人的距离。老太太穿的碎花衬衫洗得发白，老大爷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边，俩人脚上都是一双旧布鞋，鞋面上沾着同款的泥点。 “那这些年……”工作人员没敢问下去。 “各过各的呗，”老太太叹了口气，“他住东厢房我住西厢房，吃饭各做各的，衣裳各洗各的。过年包饺子都得包两样馅儿，他爱吃韭菜的我爱吃白菜的。” “孩子结婚那年，”老大爷突然插话，“小两口来敬酒，非让我俩喝交杯酒。我跟你大妈胳膊都僵了，还是硬着头皮碰了一下。那天晚上她哭了半宿，说对不起孩子，这辈子净演戏了。” 工作人员的笔在登记表上悬着，半天落不下去。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老人生平那些说不出口的日子。他突然想起自己爹妈，天天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吵得鸡飞狗跳，却在他发烧时一起守在床边。原来这世上的夫妻，真的有这么多种活法。 “大爷大妈，您看啊，”工作人员放下笔，“按规定离婚得双方都同意，还得写离婚协议书……” “我俩早想好了，”老太太从布包里掏出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财产就这三间老房，我住西头他住东头，井水不犯河水。存款都给孙子买房了，我俩一分没有。” 老大爷点点头，从怀里摸出个存折递给工作人员：“这里有五千块钱，是我俩商量好的离婚费，一人一半。” 工作人员看着存折上歪歪扭扭的签名，突然鼻子一酸。他干这行五年，见过为了房子打得头破血流的，见过为了存款撕破脸皮的，却从没见过这样的离婚夫妻——连分割财产都像在执行六十年前的约定。 “手续我给您办，”工作人员深吸一口气，“不过按规定得有离婚冷静期……” “冷静六十年还不够啊？”老太太突然提高了嗓门，随即又意识到失言，拍了拍桌子，“同志，我俩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就想痛痛快快按自己的心意活几天，不行吗？” 老大爷拉住老伴儿的胳膊，冲工作人员歉意地笑了笑：“她脾气急，您多担待。其实也没啥，就是想了却个心愿。当年为了孩子委屈自己，现在孩子走了，也该让彼此解脱了。” 工作人员没再说话，默默拿起笔开始填表。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结婚证上，那抹褪色的红在满屋的白墙白桌上，像一滴凝固了六十年的血。他突然想起自己昨天跟媳妇吵架，为了谁洗碗的事儿冷战到现在。也许明天该买束花回家，他想。 办理完手续，老太太接过离婚证，小心翼翼塞进贴身的兜儿里，跟那张结婚证放在一起。老大爷冲工作人员拱了拱手，俩人一前一后走出民政局，谁也没回头。秋风吹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飘远，像两个终于解开了线的风筝，各自飞向不同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