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南麓的风掠过莒山乡时,总会在司徒村西头打个旋。那里坐落着西李门二仙庙,一组被时光磨出包浆的建筑群。唐时始建的基址上,金代匠人留下的前殿如同立体的营造法式,在北纬35度的阳光里展陈着木构建筑的密码。

庙墙圈住的不只是建筑,更是八个世纪的光阴。长方形的院落东西宽32.85米,南北深84.76米,两进格局像一本翻开的线装书。山门三间悬山顶建筑挑着檐角,斗棋在檐下织成密纹,两翼砖墙用蓝灰色砖块砌出鱼鳞般的纹路。门楣上的砖雕已被风雨啃出细痕,却仍能辨出清代重修时的凿痕——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里,藏着不同时代工匠的呼吸。


穿过山门,前殿如同一座石砌的方舟泊在庭院中央。1.5米高的台基由青灰色条石垒成,每块石头的接缝处都抹着糯米灰浆,历经八百多年仍不见裂缝。月台占据了前殿三分之二的视野,青石与砂岩混搭的须弥座上,束腰处的雕刻如同被岁月显影的老照片。当暮春的阳光斜照过来,砂岩表面剥蚀的凹痕里会积着薄尘,那些被风化的龙纹浮雕便有了剪影般的立体感。

后殿的简朴与前殿的宏阔形成奇妙对比。三间硬山顶建筑没有繁复的斗棋,屋脊上的灰陶走兽也显得憨拙。这种布局打破了常见的庙宇规制,仿佛金代匠人在刻意留下某种隐喻——在供奉二仙的圣殿里,建筑的等级让位于信仰的本真。


四根青石抹角方柱撑起前殿的敞廊,柱脚的覆莲式柱础依然保持着初刻的模样。莲花瓣的边缘虽有磨损,却能看出当年工匠下凿时的利落——每道弧线都带着北宋遗风,却在转角处多了几分金代的刚劲。柱身侧面的凹槽是为了卡住木构梁架,这种石木结合的技艺,在晋东南的金代建筑里颇为少见。

殿内梁架采用四椽栿对乳栿用三柱的结构,形如一架横置的古琴。抬头望去,驼峰与蜀柱在梁间构成几何图案,襻间斗拱像一串凝固的音符。单檐歇山屋顶的举折平缓,出檐达1.8米,宽大的飞檐在檐角处向上扬起,形成一道饱满的弧线。这种做法源自《营造法式》中的“生起之制”,却在金代匠人的手里多了几分旷野之气。


前檐明间的板门用整木旋制,门轴孔里至今还留着陈年的麻油痕迹。次间的破直棂窗是典型的金代样式,棂条断面呈方形,间距恰好能让斜风细雨穿过,却挡不住窥探的目光。门枕石上的蹲兽雕得格外灵动,狮子的前爪踩着绣球,尾巴卷成祥云纹,嘴角还留着未完工的凿痕——那是金正隆二年(1157年)匠人放下凿子的瞬间。

须弥座月台的束腰处藏着两部立体的宋金生活史。砂岩材质的壸门内,线刻的“队戏图”里有八个戴幞头的角色,前排两人持笏板作揖,后排乐手吹奏着横笛与筚篥。人物衣袂上的褶皱纹路细如发丝,腰间革带的蹀躞带扣都清晰可辨。相邻的“巾舞图”中,舞者甩动的长巾在石面上拉出弧线,裙摆翻卷的动态被匠人用深浅不一的刻痕定格,仿佛下一秒就会从石刻中飘出来。


那些被称为“格身版柱”的短柱更见巧思。圆雕的狮、虎、鹿立于柱顶,狮子张口露齿,虎尾卷成环形,鹿首则转向月台内侧。柱身布满减地平钑的缠枝花纹,枝叶的翻卷方向都顺着石材的纹理,阳光穿过时会在地面投下碎金般的光影。《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剔地起突”技法在此被发挥到极致,龙纹的鳞片用斜刀刻出,龙须则是细如发丝的阴刻线。

月台中央曾有献殿的柱础痕迹,四个石臼呈正方形排列,臼底还留着木柱腐烂后的炭化痕迹。想象当年,祭祀的供品摆在献殿内,香烟从敞廊飘出,缭绕在“晋城县莒山乡司徒村众社民施门一合”的门楣题记上,那些凿进石门楣的字迹,便在青烟中有了温度。

前殿后檐墙上的壁画已斑驳成断续的色块,16平方米的画面里,依稀能看到供养人的服饰轮廓。一位头戴帷帽的女子手持莲花,衣褶用赭石色勾勒,裙摆处的石绿色虽已氧化成灰,却仍能想见当年的明艳。拱眼壁上的8平方米壁画更像残卷,佛教题材的飞天飘带与道教的云纹交织,这种佛道合流的画面,在金代民间庙宇中颇为常见。

梁枋上的彩画是另一种惊喜。檩条表面的如意纹用沥粉贴金技法绘制,虽历经多次除尘,仍有零星金箔在木缝中闪烁。斗拱的昂嘴处绘着卷草纹,青色与朱色的搭配遵循着“青与绿相配,朱与黄相和”的古法。这些彩画没有官式建筑的严整,却多了几分民间画工的随性——某道弧线的收笔处,还留着画工指尖的弧度。

石门框的线脚是金代工艺的微缩景观。门框侧边的“剔地起突”缠枝纹与月台雕刻一脉相承,门楣上的题记刻得极深,“正隆二年岁次丁丑仲秋二十日”的字样里,“隆”字的右耳刀刻得尤其有力,仿佛匠人在刻下朝代年号时,特意加重了力道。门枕石上的蹲兽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门轴基座,兽爪下的凹槽里至今还能转动铜钱——那是后世香客留下的祈愿。

这座被列为国六的古建,像一本打开的营造典籍。当现代人的指尖抚过前殿的石柱,能感受到两种温度:青石的冰凉与历史的温热。那些没有被时光磨平的细节——斗拱上未削平的木茬、壁画底稿的铅笔线、月台上被香烛灼出的凹痕——都是活着的建筑史。

在钢筋水泥的时代回望,西李门二仙庙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宗教载体。金代匠人在战乱中坚持的营造标准,民间社众集资修缮的热忱,乃至不同时代工匠在同一座建筑上留下的痕迹,都构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多维注脚。当暮鼓晨钟不再响起,这些木石结构便成了最忠实的记录者,在太行山下静静陈列着,关于信仰、技艺与时间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