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伦与才藻——中国小说伦理叙事传统的诠释》，朱锐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版。
内容简介
传统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古代小说的情节安排与人物设置较多涉笔伦理关系。此种叙事与作家道德意识及小说教化功能密切相关，既反映作品的重要艺术特征，又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该书之题名系从《红楼梦》回目中拈出“天伦”与“才藻”二词，并且认为“中国小说伦理叙事”自具传统、自成谱系。通过诠释这一传统的理论内涵、表现形态与艺术特色，一方面可以管窥伦理文化的样态，认知中国人作为父亲、儿子，岳父、女婿，教师、学生，结拜之兄、弟的伦理义务与待人接物方式，理解诸如子女出生、婚嫁、择友、拜师等成长轨迹和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又适足结合人物和情节，体会文学描摹与虚构的魅力。
著者追求涵盖名著与非名著的文学现象通盘研究，致力于挖掘学界论述较少的命题，即使前人已有探讨的部分，也尽量有所开拓，由此实现将伦理关系描写与小说叙事艺术相结合的考察目标，从伦理维度推进中国小说史、文学史的研究。
目 录
绪论
第一节 伦理叙事：定义界说与研究意义总括
第二节 木铎余音：百廿年来古代小说与伦理关系的研究
第三节 本书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上编 伦理叙事理论内涵阐发
第一章 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研究的理论问题
第一节 伦理文化·伦理文学·伦理叙事
第二节 伦理如何叙事：伦理原则与艺术标准
结语
第二章 古代小说伦理叙事传统及其核心
第一节 古代小说家的“道德共同体”
第二节 关系向度：古代小说伦理话语与叙事的核心
结语
第三章 古代小说伦理道德批评的特点与焦点
第一节 伦理道德批评的特点
第二节 伦理道德批评的聚焦：从毛宗岗到张竹坡
结语
第四章 明清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困境
第一节 取重略轻：道德选择的原则
第二节 进退维谷：道德困境的降临
结语
第五章 道德困境的消减：明清通俗小说与儒家经权思想
引言：常则守经，变则行权
第一节 舍经从权，权不离经：“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的反映
第二节 纲常之外，别行权宜：才子佳人小说的展演
第三节 须是圣人，方可与权：《野叟曝言》的集成式呈现
第四节 明清世情小说经权描写的政治与伦理意涵
结语
下编 伦理叙事关系向度论析
第六章 “老来得子”的成因、表现与叙事特点
引言：李贽、李渔求子的故事
第一节 生育及其三大缘由
第二节 收养及其两种类型
第三节 老来得子与妻妾、兄弟、叔侄等关系的变动
第四节 开篇设置和情节结构：老来得子叙事的特点
结语
第七章 翁婿叙事的历史变迁、情节安排与人物设置
引言：以翁婿叙事为视点
第一节 文言小说与翁婿叙事的初兴
第二节 “三言二拍”与翁婿叙事的繁盛
第三节 从情节安排看翁婿关系的建立、冲突及嬗变
第四节 影响翁婿关系的其他人物之设置
结语
第八章 师徒伦理的一般问题与特殊形态
引言：“师”的内涵与种类
第一节 师徒关系的伦理文化语境概述
第二节 师徒关系的一般伦理问题
第三节 师徒关系的特殊形态及其伦理问题
结语
第九章 从英雄谱到世情书
——兄弟结拜叙事的源流
引言：“兄弟结拜”的定义与研究回顾
第一节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古代风俗与社会现象的结拜
第二节 “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结拜双典”及其拟仿改写
第三节 兄弟结拜的派生人物关系
第四节 兄弟结拜的叙事与伦理意义
结语
第十章 友朋、主仆与母女：《红楼梦》与伦理身份的上下易位
引言：“家人父子”之美梦与惊觉
第一节 厚待下位者：我的朋友贾宝玉
第二节 从“姨娘”称呼看“婢作主人”之解构：鸳鸯的拒绝
第三节 母亲为老不尊奈若何：探春的难题
第四节 从人物关系管窥伦理叙事景观
结语
第十一章 妻妾之争与主仆之义：中韩古典家庭小说《林兰香》与《谢氏南征记》比较
第一节 妻妾矛盾与家主缺陷显露的情节主轴
第二节 奴婢因素构成情节要件
第三节 继娶妾侍以为故事结局
第四节 伦理理想与叙事实况之间的张力
第十二章 古代小说中伦理关系的跨越与淆乱
第一节 多重伦理身份
第二节 伦理关系的紊乱与拨乱
结语
传统的力量：中国小说伦理叙事研究思辨录
全书总结
各章原始发表刊物
附录：中国古代文学伦理研究简目
参考文献
呼吸疲劳（代后记一）
尽善尽美，心摹手追（代后记二）
序
刘勇强
1985年秋，我开始跟随吴组缃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国内博士培养制度新立未久、章法不明，除了外语、政治，没有什么学分要求，也没有开题报告等环节，所以，几乎是一入学就开始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
《吴组缃小说课》
懵懵懂懂的我，凭着肤浅的认识，有意进行对明清小说伦理问题的研讨。为了理清思路，我先写了一篇《关于文艺伦理学与古代小说研究》的读书报告，被吴先生批评说是在发宣言；又写了一篇《礼法解体的长镜头》，纵向梳理明清小说中的相关描写，更在吴先生批点下显得漏洞百出。两番棒喝，令我略为清醒，遂改弦更张，另谋新题。
回溯这一往事，我想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伦理叙事看上去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实，又因其所涉思想、艺术价值之丰厚，对研究者极具吸引力，但真正展开探讨，却殊为不易。
关注其大者，难免泛泛而论，有时不着边际；着眼其细者，又恐陷于具体伦理情节乃至劝惩意义的简单表现中，遮蔽了对本质特点的探究。我之畏难，大约也正在于此。
虽然我中道而止了，出于对这一选题价值的认定，仍一直关注着相关研究。从本书先行成果的综述可知，近三十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已颇为可观。这自然是可喜的，不过，也给新进的研究者造成了另一种困难。
如何另辟蹊径，始终是选择课题无法绕行的问题。而从锐泉选定古代小说伦理叙事传统进行研究直至将其锤炼为专著《天伦与才藻——中国小说伦理叙事传统的诠释》，我见证了他知难而上的探索过程，当然对他取得的成绩也就感到格外的高兴。
如上所说，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容易大小失据，迷失于空泛与琐细之间。锐泉的著作致力于深度考察伦理叙事传统的理论内涵、关系向度与文化精神，在大小两方面都有不俗的建树。
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于他进行理论思考时，始终将其与古代小说的艺术实践密切相关联；展开艺术分析时，又努力挖掘新颖的、有深度的命题，并着力阐发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从而使理论思考与艺术分析相得益彰。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关于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的理论探讨，主要见于本书上编诸章，锐泉从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宗旨、叙事传统及其核心和相关批评的特点与焦点等多方面加以论述，为全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于所谓“伦理叙事”，锐泉认为：
就其狭义而言，是指古典小说的题材内容包括伦常关系的展开过程，及其所引发或和谐或冲突的结果样态，由此通过生动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尤其是人物关系的编织与描摹，来寄寓彰善惩恶的道德精神，进而表现为追求个人角度人格完满，与社会方面秩序维持的两大目标。
这一清晰界定，从古代小说的题材内容到情节冲突的结果样态、从人物关系的编织描摹到道德精神的寄寓彰显、从追求人格完满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两大目标，可以说提纲挈领、周到备至。当然，这还只是为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研究圈定了一个范围，更值得关心的，也是本书的重点还属“伦理如何叙事”。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锐泉就伦理叙事的原则、艺术标准以及具体研究提出了如下看法：
我们要把握“一个中心”——关系向度，与“两个基本点”——文学性内核与伦理文化背景。
并进一步提出：
伦理叙事理应遵循的两大原则，是为人心情义与艺术情理二端。一方面，作家本人以及笔下人物的立身处世、言语行为所凭依的准绳，自属人心向背与真情厚谊；另一方面，对于道德活动与伦理情节的铺展，还需要遵循艺术真实的标准，反映生活本来面貌之下的人格多面、人性复杂等特点。
锐泉还认为环绕若干古代小说的作家（也包括一些读者及评点者），俨然形成了志同道合故而声口相类的“道德共同体”，希望借助这一概念命题，更好地发掘阐扬伦理叙事之于古代社会文化的意义。这也是我认为本书总结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小说史意义的理论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锐泉的理论思考是依托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出发的，这既包括对古代小说伦理道德批评的特点与焦点把握，也包括从古代小说伦理叙事中提炼理论层面的真问题，如有关伦理叙事的女性因素、人物的道德困境、经权描写的政治与伦理意涵等，都涉及了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的原则性问题，是确立中国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研究理论视角不可忽视的关键。
《明清小说伦理叙事研究》
上述种种观点，虽然并不意味着锐泉已经构建起了一种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的完整的、全新的理论体系，但我以为大多是一针见血的、高屋建瓴的，有助于将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的研究引导到理论的高度加以展开。
正是由于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思考，锐泉才能够对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的特殊和重要现象作出与众不同的敏锐发现、精当提取和周密分析。例如前面提到，锐泉强调“关系向度”作为古代小说伦理话语与叙事的核心，由此便引导出一系列小说史现象的发现与梳理，所谓老来得子、翁婿叙事、师徒伦理、兄弟结拜、伦理关系的跨越与淆乱等等，无不是在“关系向度”的理论范畴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进行了贴近了古代小说叙事、人物塑造基本特点的深度论述。
锐泉的具体论述是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角度是从基本的、表面现象出发，由点及面、由表及里，对诸多人伦关系乃至一系列关联性事项进行抽丝剥茧的挖掘，如在“老来得子”的范畴，从生育缘由出发，引申出纳妾、修德祷神与行善改命、转世托生等细节的讨论；在收养层面，又引申出过继为子、收认螟蛉及姓名问题的分析；同时，“老来得子”还与妻妾、兄弟、叔侄等关系的变动联系在一起。
《伦理学简史》
如此顺藤摸瓜，遂使古代小说对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描写，得到了尽可能全面的考察。同样，在“师徒伦理”的范畴，锐泉也结合小说的实际描写，引出了“弟子胜师”“弟子报恩”等相关事项的阐发；在讨论伦理身份的上下易位以及伦理关系的跨越与淆乱时，又围绕“家奴欺主”“婢作主人”两个情节类型做了分析。
这些层层深入的论述，使相关小说史现象的学术内涵，在理据兼备的梳理中显得丰富饱满，甚至具有了阐释范式的参考意义。
另一个角度则是基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始终突出“关系向度”各面向的叙事意义。如论及师徒关系时，锐泉就所谓“弟子胜师”的描写，指出其意义是避免让师徒叙事成为老师的“独角戏”，处于低位者变成一味灌输捏塑的对象，而是突出了师弟间的互动，尤其是弟子行为的主动性。
这一观点就揭示了人物关系与情节类型的内涵和叙事意义，书中所论《儒林外史》《人中画》《赛红丝》等小说中的相关内涵，皆言人所未言，拓展了小说思想艺术的认知。
而在论述兄弟结拜叙事时，他又指出，结义意味着须与对方的亲友打打交道。因此，异姓兄弟结拜可能出现的仪式中还包含“拜母”一项，即叩拜结义对象的母亲。
据此，锐泉进一步指出：
结拜派生的人伦关系，将一对一的兄弟情谊置于人际网络，既契合古代宗法社会下的真实情态，又加深加厚了人物的塑造，为义结金兰的兄弟关系更加亲密的发展或受到离间，提供了内在情节动力。兄弟结拜在代入各自的家庭关系之后，引发乱伦、龙阳等非常态行为，这既是对现实社会光怪陆离现象的敏感捕摄，也为小说叙事空间和复杂程度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
在讨论到世情小说频繁出现的“卖身为奴”现象，他也指出这既造成了故事的新奇，也引发主人公的身份意识与伦理顾虑，加强了情节的曲折性与人物关系的动态演变特点。
诸如此类，锐泉都拈出了许多作品为证，而且这些作品的具体描写并不拘一格，呈现出情节类型的复杂形态。不但如此，锐泉还从读者层面深化了这一认识。
他认为《红楼梦》中的伦理叙事一经展开，其丰沛内蕴将给予读者多维度的感触与思考。因此，在这一早已被深度阐释了的经典文本的分析中，仍能提出富有启发的新见，如指出：
纵览全书回目，前八十回中罕见地以对举并列的两组伦理关系——庶母女（包含甥舅）与主仆为中心，来构思、设置回目者 ，就是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了。这与后四十回多处以此类伦理意味浓厚且上下句对称的回目，凝练地反映贾家命运升降，或者交代人物结局的做法，实有心思、用意方面的区别。
单就这些回目的设置而言，小说家技术上的斟酌也许多于义理上的考虑；但文本的面貌，确实又为读者提供了自由解读的空间。而敏锐的艺术领悟，令本书的理性分析获得一种感性的支持。重要的是，它符合从文学立场而不是一般的文化史、社会史立场讨论伦理叙事的本义，也切实强化了叙事学研究古代小说的有效性。
关于研究的方法，很多人都会讲宏观与微观结合，本书也是如此，而且在我看来，是真正落到了实处的。锐泉的视野宏通，常常借鉴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思路与成果，将古代小说研究置于一个更开阔的背景下审视，如本书针对明清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困境及道德困境的消减的问题，就从儒家经权思想出发，全面考察了世情小说经权描写的政治与伦理意涵，较好地体现了以文学为本的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美善相济：古典小说的伦理叙事》
更突出的当然是锐泉对古代小说的熟稔，他广泛采撷例证，纵横比较分析，有时甚至可能略显芜杂了点，却在整体上彰显了相关小说史现象丰富复杂的事实，也是“道德共同体”等重要观点得以成立的小说史基础。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锐泉论述的对象文本不限于名著，如对“姓名问题”“翁婿叙事”“结拜”等，作者都罗列了众多的材料，列为表格。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文本与事项都不只是通过简单检索得来的，它们都是作者披沙拣金、悉心体会的结果。
举一个小例子，锐泉指出《十二笑》第一笑《痴愚女遇痴愚汉》将“老来得子”的传奇性推上了巅峰。《十二笑》远远算不上名著，估计也没有机会忝列经典的序列，但在“老来得子”这一情节类型中，它却可能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我一向以为，小说史不应该是单线条的，同时小说史的叙述应该深入到细节，而锐泉大量的举证与分析，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小说史的认识，对构建更为多元、立体、细致的小说史是很有意义的。
总体而言，我以为锐泉的古代小说伦理叙事研究中是别开生面的，不少地方可以说是后来居上的。
锐泉参照了一些前贤今彦的研究，但绝不只是简单的陈陈相因，而是结合古代小说实际有所印证、商榷和生发。名家不论，即如“伦理关系的紊乱与拨乱”一节在分析《姑妄言》时，即引用了拙著有关其因果报应的批评，认为基本正确，但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书中有些乱伦的发生自有一定的情理逻辑，并非肉欲的一味堆砌。有的出于淫人被淫一类的因果报应，但也有家庭内部人伦关系中争宠夺爱的缘故。这样的见解，实事求是，我是深以为然的。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抄本姑妄言》
如果说阅读本书，还有什么意犹未尽的感觉的话，可能是有的观点还有待更深入的阐发，比如在第一章，锐泉提到了伦理叙事还作用于文学修辞技巧，也引发小说文体特征的新变。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重要观点。
在具体论述中，他也有多处涉及了这一问题，如第五章论述经权问题时，他就指出以《野叟曝言》为代表的长篇小说，篇幅容量的扩大，带来经权关系在小说中表现形态的日趋丰富。不过，伦理叙事与小说文体的关系，是一个有理由作专门、系统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在最后的《传统的力量：中国小说伦理叙事研究思辨录》中，锐泉还提出了一些很有意味的命题，如“人物‘邪恶的魅力’”、伦理叙事的六个方面的内在张力等，都是值得展开探讨的。所以，我十分期待锐泉或其他有志于伦理叙事研究的同行能持续发力，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锐泉是一个学术自觉意识极强的研究者，每迈出的一步，都几经掂量、反复审视。这种掂量与审视，既是学术的反思，也融入了人生的体验。可贵的是，他的自省还有着更广泛的人文关怀。
在他看来，伦理是与民众的生活情感息息相关的，伦理之学也属于道不远人的学问，而古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则是中国人的灵魂地标与精神证物。我从他日益精进的研究感受到，这样的认识之于锐泉，并不是肤阔高论，而是他对研究工作社会意义的切实追求。所以，我也相信，他在步步为营中，学术人生都一定会渐入佳境。是所盼也。
2025年2月24日于奇子轩
《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
呼吸疲劳（代后记一）
题记：
在精神生活中，正如在肉体生活中，存在呼气和吸气：心灵需要吸收另一个心灵的感情充实自身，然后以更丰富的感情回馈对方。人与人之间缺失这种美好的现象，心灵便没有活力，于是缺失空气，它会感到痛苦和憔悴。——巴尔扎克（Balzac，1799-1850）《欧也妮·葛朗台》
《欧也妮·葛朗台》
北京，这是一座大气包容的城市。它包涵了古典与现代、人文与科技、和谐与冲突、美丽与丑陋的种种二元对立，也容纳了大风扑面与沙尘漫天的极端天气。霾初降，即便是妙龄少女的脸庞，也会被各式口罩面具遮挡得“面目全非”，而风起时，并非侯孝贤拍摄电影《聂隐娘》对于微风吹拂的表现偏爱，也不知是哪位梅长苏在搅动拨弄京都的世道人心，全城的柳絮与沙尘齐飞，树木与楼宇共鸣，反倒让人激发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志豪情。只是连日常最轻易不过的呼吸，彼时彼刻也变得艰难起来，不由人不感慨莫言说的“生死疲劳”。
巧合的是，似乎正是从2012——我在北京大学博士入学的年份开始，雾霾，成为困扰几乎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惯于戴口罩的我，想要发扬“自强不吸”的革命精神，同时不免困惑：难道只能在歌里，才能体会“深呼吸，闭上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羽泉《深呼吸》）。
一、校园赞与生活颂
庆幸的是2012年，我来到了燕园北大。
在这里，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
在这里，我写下《燕园初度》《少年子弟江湖老》《夜饮篇》《轻舟已过万重山——谈谈我追求的读书境界》等凌乱文字，想要记录下自己的博士生涯与京城之旅。
在这里，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去百讲（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和美嘉（中关村一影城）看电影、观话剧、听昆曲，到体育馆游泳、打羽毛球、跑步、健身。也必须顶住压力，为求职而往返京津，一不留神还从指尖溜走了扎根苏州、西安甚至回归南京的历史可能性。
校园里有多处地标。中文系搬家最让我庆幸的是，每次去导师的办公室都要经过的未名湖。理科教学楼前树立的巨石，朱笔书写大大的“诚”字，对于我来说，似乎呼应着曾经走过的南京大学那“诚朴雄伟”的校训。
《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
还有那燕南园老屋、克林顿小道、惊鸿一瞥般的29楼宿舍前“民主科学顶个球”的金属雕塑，以及啤酒学堂事件中，让两位女生毅然穿起染红“静”字右偏旁的白色T恤，特意选择与之合影留念的挂着朝鲜文化研究所牌子的民主楼——青年学生怎会放过这个揭发反讽世相的机会？
如果不是来了北大，很难想象我会见证多彩生活的宽度。与三五同好合办微信公众号“学衡”，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学衡”2014年10月11日第一次发稿，次年3月20日第一次编委会召集会议（印象中每人都吃了一肚子橘子）。
它旨在继承民国学者的风流余韵，以学术思索为主要关怀，兼及成长历程、生活感悟。目前关注量超过四千人，在高校师生群体中打出了一定知名度。其中，小潘执笔刻画高校教师浮世绘的《学林广记》连载传诵颇广，而我负责的《载花船》栏目刊登学术随笔、书评影评、留学见闻，包罗也很丰富。
“圣佛今安在，看震旦神州，化现泉涌。贝叶翰墨传书，法水犹淙淙。”2014年炎夏，我参加北京龙泉寺禅修营的经历感悟，化为《伽蓝心出发》这篇文字。“学佛是人生最高级的享受”——净空法师当年听从方东美先生的一句话，走上了修行弘法的道路，毕生以讲学为职志。
《和尚·微博：北京龙泉寺的365天》
他教导众生拔出贪嗔痴，破除妄想、分别、执着，中等人转迷成悟，上等人转凡为圣，共同体味学佛的殊胜。他强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纯净心地、随缘态度和不争念头来坦然面对自己和他人的人生。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成为哪一种宗教的信徒，但存在这样的信仰道路与生活方式，本身对我就是极大的吸引。
味道作为一种记忆，让我记住了舌尖上的燕园。泊星地的咖啡和柚子茶我喝得不多，但畅春园食堂一楼的盐焗鸡、二楼的韭菜盒子与水饺，却是老朋友了。
校内最年轻的食堂勺园里的宫保鸡丁和黄焖鸡米饭闻名遐迩，学五的鸡排饭每天五点准时排起长龙，小白房的营养豆浆与蛋炒饭最适合暮色降临当成夜宵。听说总理光顾了农园，却不知其是否亲尝过酥软香糯的黄金糕。记得初入燕园，受到友人接引时，留下最深印象的家园餐厅已经不复开放，而艺园美鲈还在悠悠飘香。
除了西南门外美食街上秦门陕西菜中的葫芦鸡和酸汤水饺，何贤记的粤式深井烧鹅，与新开的云南菜茶花妹子餐馆，在意欲改善伙食之际值得光顾以外，北大小而精的繁多食堂，完全可以满足广大师生的味蕾要求。
出了学校，就是大北京。可以去故宫、国博、首博看各色展览，《清明上河图》的真容不就被我们等来了？与同学、同门的春游秋游，例如登山活动，也得到地利的配合。那次阳台山夜行军，下山途中鞋底打滑，于是大一那会儿，留在南京紫金山摔疼屁股的痕迹又浮上心田。
前不久，师门一起去要成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通州，在运河公园爬“雪山”过草地的过程称得上意外惊喜。别忘了学校附近的KTV东方斯卡拉和17英里，也是我们引吭高歌步入经典与流行的所在。
此情此景，都已融入了我年轻的生命。还是图书馆前的横幅说得好：
愿以年少济沧海，不枉燕园几度春。
《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二、师恩记与友情录
春华秋实，沧海桑田。除了2013年，被一些人视作当代颜回的南大学长张晖的故去，对我有较大触动，在这座园子里，相继辞世的北大长者侯仁之、吴小如、汤一介、田余庆、刘浦江等，也让我顿生敬意。
不过，我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名师。复旦的陈尚君说过“严守门户，恪循师训，当然是一种美德，而广参山林，转益多师，或能寻得契合个人发展之机缘”（《转益多师·自序》）。远在古城金陵，硕导苗怀明、徐雁平、沈新林、孙书磊诸位老师，都一直密切关注我的成长与学业，给予我重要的鼓励与支持。
近在北大中文系，“夫子”张鸣时而爱用新潮的网络热词，时而走上穿越时空的讲台，娓娓讲述苏东坡与酒的话题，鼓励学生们诗酒趁年华；潘建国老师一手能写功力深厚的版本考证文章，一手能作章回小说《平霾传》和汩汩涌动性灵的专著后记，令我艳羡不已；年轻的李鹏飞老师生活中平易可亲，对待备课、开课一丝不苟，推陈出新竭力以赴……
转眼四年，离别时却发现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譬如没有最后完成交给潘老师的那份《今古奇观》版本研究的作业；譬如旁听李老师唐人小说研究课程的同时，没有和本科生一样，交出100篇唐传奇的阅读报告；譬如还没有听够葛晓音、陈平原、李零、戴锦华老师的课，看够他们的书；譬如迄今还无缘瞻仰袁行霈先生的风范。
《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
但，我已沾溉了导师刘勇强教授大量的恩泽。在他看来，好日子不该为教师专有，“教师节”应改为“师生节”，才合师生相辅相成、教学相长之理。乃至由教书而育人，他的另一警句“我一向以为，自娱娱人，为人生最美好境界”，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在《从前慢——奇子轩有初学社刘老师博客文章的简要回顾（2006-2015）》一文中，我不揣鲁莽地试图勾勒导师为人为学方面求真与主情、尚俗与重趣的特点。后来又精读《话本小说叙论》，由衷生发赞美。可是这些并不能完全表达我对于师恩的感激。
导师对我的博士论文，大到结构框架的调整重组，中到观点主张稳妥严谨与否的推敲掂量，小到遣词造句不当重复的指出，无不耗费了心血与精力。仅就后一点而言，他曾提醒我过多使用“不必说……也不必说……单说……”的句式，认为有蛇足之嫌。这其实多少反映我为人含蓄甚至迂曲的特点。此番提示下来，我再也不敢不知甘苦深浅地如同大四读罗志田的胡适传的时候那样，生怪作者滥用“呼之欲出”一词了。
而经过刘老师暴风骤雨式的一番调教攻错，我自觉相较硕士阶段，个人的逻辑能力、思辨能力与文风都有明显长进。一些章节得到他不吝赞词的肯定，“思路清楚，文字干净”“内容充实，颇有新意”，凡此都是对我学旅前行的莫大鞭策。
萌昀师兄曾在出版的博士论文后记里，用塞林格（Salinger）笔下的“麦田守望者”来比拟导师。与之类似，在我心目中，刘老师是那种“放风筝的人”——平日里任凭学生自由发展、彰显个性，天高任翱翔，一旦遇上突如其来的狂风雨浪或出现偏离航向，总能及时介入保驾护航。因为风筝飞得再远，线端总是紧紧攥在他的手里。
《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
正如我在为2015年刘老师五十五岁庆生所作谢师短文《成为高人与佳士的诱惑》中写道的那样：
自从2009年7月与刘老师的初见，我开始了一次次的北国远眺。而进入北大的学子如同闯进了一片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尽量抛开当下的浮躁与喧嚣。就像宋人说的“懒思身外无穷事，愿读人间未见书”，用人生最可宝贵的年华从事最奢侈的事情——读书、思考、写作，而无怨无悔、不改其乐。
从南京到北京，从南师、南大再到北大，变化的是雨水暖气、风沙雾霾，不变的是“安其学而亲其师，信其友而尊其道”（《礼记·学记》）的信念。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一直庆幸遇到刘老师这样为人笃实醇厚、治学深至精微的导师。由奇子轩这里，我感受到学问的谨严与矜持，也领略了生活本身的趣味隽永、生意盎然。
从才学小说到小说中的人伦关系议题，我默默努力，并一直在恪守刘老师2010年9月10日回复我的来信时的指点，“把读书心得与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持之以恒，不为高人，便成佳士。”
校歌《燕园情》里唱道“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居住的畅春园64栋五楼，每周日下午准时出现一位在卫生间，用两三只盆儿清洗成桶衣服的不知名“模范女友”。这且不去说，我们几个男生才是这里的主角。
舍友小凯时尚青春、成熟热心、慷慨大方，与我有着戏剧、电影、音乐的共同爱好，又拉近我与咖啡、美食和男性化妆品的距离，尤其为我了解台湾地区现实与文化打开一片天地。
艺术学院美术史专业的燕武，学问扎实广博，待宗教虔诚而通达，为人倜傥不羁，富于艺术家气质，难能可贵的是不为俗谛世风束缚，始终葆有对自由的思想与人生道路的追求。他的身上，闪烁着北大人理想主义的光芒。
《新红学百年与北京大学》
来自延安的兑文强质朴淳真，喝起酒来惊天动地倾倒众生，忽然又要戒酒也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无论下载学术电子资源，还是使用数码产品都走在时代尖端的黄锐杰，是我的手机、电脑维修私人顾问。
同为江苏老乡也做了舍友的两人，小潘精力充沛思维活跃，诗歌创作、遗民研究、过道吼歌与看望异地女友样样出彩；袁丁则为人忠厚，热心服务同学，既埋首苦读用功唐前原典，又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除了文强、袁丁与我，共组光棍联盟分享“四条汉子”美称的，还有古典文献专业的赵培。他功底优异，更兼志存高远，性格练达，结识颇广，“毒舌”天下闻名，是同辈中较有希望之人。赵之同屋直博生芳芳，以“师兄，你太厉害了”的口头禅广为人知，其不事浮华、精勤向学，令人油然生发后生可畏之叹。
犹记得笑声爽朗、专注学术、发C刊像打羽毛球一样爽利干脆的李强；1989年生人却已为父亲、对于社会公正有过人关切的海波，年纪最大，也像兄长一样关照我辈，同时也被我们调侃总是身兼“新疆石河子驻京办主任”的凡哥，专攻《说文解字》，为大家毕业求职剖析利害积极张罗的班长赵团员。
朴社版《歧路灯》
还有哲学系的老胡，他不仅是学衡事业的首倡者和长期推动者，也是与我们几个中文系男生打成一片、经常约饭凝聚大伙力量的关键先生（同时也是健美先生）。
这些长年累月形成的友谊，让我倍加珍视。《歧路灯》第一百零二回上说：“人之所乐无如友，友之所乐无如谈，谈之所乐无如触着有端，接着无绪，正谐相错，经谚互参。”此诚为人生大乐事也。
“朱锐泉热结十四兄弟”之外，再来说说奇子轩内各位同门。叶楚炎、李萌昀二师兄学殖深厚，钻研古代小说别具会心，无愧师门的榜样。师姐傅松洁同样才学兼修，擅长古典故事的现代演绎，对轩二代二蛋照顾起来无微不至。
紫云与林莹两才女性情温婉体贴，接受古典熏陶的同时谙熟西洋汉学，或能翻译，识花木，或精古琴，通书法，且都为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提供中肯、深入的修改意见。不仅拥有文献学素养，做起课堂报告来侃侃而谈，把美剧当听力材料，素有“学霸”之名，而且慨然担当我从开题到答辩的秘书工作，这就是我的另一师妹朱姗。师弟远达善结人缘，心性谐谑，口灿莲花，活力四射，读书、生活皆充满热忱，无怪感染学妹赢得芳心。
三、治学篇与人生路
也许没有人能完全体会，大四时偶然遇到河南大学出版社那本浅黄色封面的陈平原《学术随感录》（2006），对于我的意义。等到了陈老师“研究规范与治学方法”的课上，他耳提面命：“北大氛围宽松，对于少天分而又缺努力的学生，非常危险”。心怀这样的敬畏，临毕业的最后一学期，我还走入天津籍荣新江老师的“学术规范与学术训练”课堂——这是一门学人如我长期需要的课。
《学术随感录》
刘老师有言，即使是大批招生的硕士、博士，三年或四年的光景，对于个人来说，也不短了。尽管它算不得夸人耀世的资本，却还是有值得自豪的理由的。
我确实自豪于潜心古代小说，至今有七八个年头。记忆犹新的，是少年之时，一次外公把我拽在一边，眉飞色舞地讲述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
既有恪守师学专攻小说单一方向的孜孜以求，也存在走出专业壁垒走向跨学科交流的积极尝试，例如参与图书馆组织的读书会，在历史系张帆老师的导读下，走近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例如集合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古代汉语、汉语言文字等不同专业的同学，自己组织读书会，逐字逐句地细读先秦经典《左传》，例如投身亚太研究院牵头的博士生课题，与全校各院系的研究生交流各自的研究思路。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韶华到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凤凰池》的文总兵见到梅云生时所说“如此青春，正该锐志青灯，留心黄卷”，此言可为吾辈之座右铭。
4月25日送审之前，读到《平山冷燕》第七回里，十六岁的洛阳才子平如衡面对宗师笑道：“人生只患无才。若毛羽已丰，则何天不可以高飞！”这让我赧颜于硕士论文后记曾不无轻狂地以“丰羽南大，展翅天下”结尾。学海无涯，不进则退，这可是逼人的现实哪。
回顾起来，正可以《醒世姻缘传》刻画邢皋门与《歧路灯》形容谭孝移的两段稗官文字，总结这段刻骨铭心的学旅历程：
他也说帝王之都不亲自遍历一遭，这闻见毕竟不广，遂收拾了行李，同来人上了路。不半月期程，到了陆给事衙内，相见甚是喜欢。连住了三个月，也会过了许多名士，也游遍了香山碧云各处的名山，也看了许多的奇物，也听了许多的奇闻，也看了许多的异书秘笈，心里甚是得意，道：“不负了此行。”
出了礼部，过堂回来，整闲无事。因往书肆中购些新书，又向古董铺买了些故书旧册，翻披检阅。又兼睹皇居之壮丽，官僚之威仪，人烟货物之辐辏，自觉胸怀比前宏阔。兼以翻阅书籍，学问也较之旧日，越发博洽。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珍惜自己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生命。或如《荀子·王制》所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而古典文学与文化，在我这样的现代国人眼中视同呼吸，为百姓日用默不察觉而又须臾不可缺离。因此，它既是大有可为的事业承载，更是安身立命的寄托所在。
《莎士比亚全集》
回顾2012年8月至今的日子，虽则有时心生感慨，服膺四百年前莎翁《麦克白》（Macbeth）第五幕第五场的台词——“人生是一个愚人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但转念一想，人生的意义正在于践行、创造和坚持。
恰如在1945年10月4日的日记中，吴组缃先生写道的：“……我平日认为作文当如作人，自有一种气势格局，不容含混苟且。相同的，作人亦如作文，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在这篇构思差不多九个月的《后记》“不可不止”的当口，我还想起，据说硕士母校南大的莫砺锋老师，当初由于读博时年岁已大，当然也是为了争分夺秒，午餐晚餐都是同学到食堂代为打饭。
我很庆幸，准备和正式撰写论文的岁月里，不时可以坐享母亲王金媛女士亲手烹制的可口菜肴，不时可以在饱餐后与她一起漫步静谧、宽敞、优美的校园。记忆里母亲在中考前体育测评的运动场外大声呐喊“小锐，加油”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年将三十的我，正要以这本论文献给她和她美丽的白发。
2016年5月7日于丰羽楼
时值立夏后两日
《红楼梦的艺术生命》，吴组缃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
2023年12月22日，那是我完成写作《传统的力量：中国小说伦理叙事研究思辨录》初稿的日子。走笔至最后一节《迎受“张力”与伦理叙事传统的未来路向》，我确实也感受到打从2016年5月博士论文答辩以来，或者说由更早两年的选题以来，自己在这个领域浸淫日久，虽并无尺寸之功，但也颇多心得体会。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撰有讨论科学史与哲学关系的《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一书，当代著名学者刘梦溪和刘跃进分别将其随笔集或论文集命名为《中国文化的张力》与《文学史的张力》，皆可谓深获我意。南京大学张伯伟老师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张力”的学术》，其中如是表达：
学术研究贵在考据与批评、文献与鉴赏、宏观与微观、扩散与收敛、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雅与俗等等相对的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就可能达成某种突破或拓展。
由此可见，无论治学，或者为人，都要在力求更好地体验、感知世间疾苦与人情冷暖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捕捉生活的质感，把握人生的平衡。
《中国文化的张力：传统解故》
一、天伦才藻
有必要在此对于书稿的主标题作一解说。所谓“天伦与才藻”的并列结构，并非我的生造，而来源于作为古典小说巅峰与集大成的《红楼梦》。
该书的己卯本、庚辰本第十七回、十八回未分开，回目是《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而甲辰本和程甲本、程乙本第十八回则冠以《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为题。由此我拈出“天伦”“才藻”两个关键词，作为对大家心目中“伦理”之义与“文学”之道的代称。
《汉书·东方朔传》中有称：“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可见天性和人伦缺一不可，自由松弛的天性落入社会，受到人伦礼教规矩的约束，方能称之为人性。如同李白（701-762）《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描写他与堂弟们春夜宴饮赋诗的动人场景，所谓“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于是成为古代文人生活乃至结社活动的重心。
《李白全集编年笺注》
重视文学内容和主题的正道追求，与表现形式的精雕细琢，类似的观念古人表述得不少。且看方苞（1668-1749）著名的“义法”论。“义即《易》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列传后》）其中的“义”，当然是指文章内容合乎儒家经典，也即“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方望溪侍郎事略》）而“法”的内涵是布局、章法、文辞等散文写作的法则技巧。
再看古代稗官的例子。罗浮居士《蜃楼志小说序》所给出的通俗小说的定义，已经道破了小说之表现“家人父子”的人伦关系，乃属于其当行本色：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辩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
又如明代话本小说集《醒世恒言》，天启丁卯（1627）陇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旨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
故而文学作品如何避免陷入“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的窠臼，更加巧妙自然地知情达意、彰明教化，就成为一众小说作者、评论者念兹在兹的心结与话题。
苏报馆刊本《林兰香》
至于清初《林兰香》的第三十二回《温柔乡里疏良朋 冷淡场中显淑女》，交代耿朗不顾季狸、公明达二人的邀请，终日在家与香儿、彩云谑浪狎游。对此寄旅散人有批点：“此回与第十八回对看，彼以贤妻款良朋，良朋近而贤妻之贤益著。此以艳妾远良朋，良朋远而淑女之淑益贞。”这就在传达臧否善恶主题的同时，体现了章法结构上的照应，以及人物塑造中反面衬托的特点。
稍后的作品，例如《歧路灯》作者李绿园（1707-1790）的文学主张是“道性情，裨名教”“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开得口”。
乾隆五十七年（1792）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谓该书“能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无一迂拘尘腐之辞，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既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无不有补焉。”凡此看法和见解，无一不在切合人伦观念之文学表达的主题。
清江书堂刊本《剪灯新话》
而在文言小说领域，不妨来看明代传奇中风行一时的“剪灯”系列。处在《剪灯新话》“影响的焦虑”心理之中的李昌祺（1376-1452）追慕而作《剪灯余话》，周围同人纷纷作序支持。但后来者对于瞿氏的不满主要仍集中在此方面：
公（李祯）学问该博，文章政事，大鸣于时。暇中因览钱塘瞿氏所述《剪灯新话》，公惜其措词美而风教少关，于是搜寻古今神异之事，人伦节义之实，著为诗文，纂集成卷，名曰《剪灯余话》，盖欲超乎瞿氏之所作也。（张光启《剪灯余话序》）
而有关《余话》其书内容的自矜，也鲜明指向了有助风教的侧面：
其间所述，若唐诸王之骄淫（《长安夜行录》），谭妇之死节（《月夜弹琴记》），赵鸾、琼奴之守义（《鸾鸾传》、《琼奴传》），使人读之，有所惩劝。（王英《剪灯余话序》）
职是之故，如果合观文言与白话二体的古代小说，要寻找其中存在着何种的统系，那么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就是以文学方式构建、维持人伦秩序的努力，就是对完满人格的塑造，对道德理想的表彰。
当然，除去正向地推崇和颂赞，描摹类似《金瓶梅》等作品中“家反宅乱”、伦常倒错的现象，是通过表现对人伦乖桀的批讽，由此来逆向地认同伦理规范，二者堪称殊途同归矣。
《金瓶梅词话》目录
二、居仁由义
有学者准确地指出“伦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调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逐渐形成的。”（黄建中《比较伦理学》）因此，所谓伦理必然与民众的生活情感、所思所想息息相关，而伦理之学也属于道不远人的学问。
《孟子·尽心上》有个著名的譬喻，“礼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追求伦理道德，部分来自人性深处的召唤。
在圣人看来，“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换言之，先验道德本体竟然可以与感觉、生理、身体、生命相直接沟通联系。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以为，这便是中国哲学“体用不二”、“天人合一”特征在伦理学上的早期表现。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论语·八佾》里，“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对两种音乐的评价说明,在中国古代只有尽善尽美即道德思考与审美意识的高度统一,才能完美地实现人们的艺术理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
是故，文学的道德思考，必定是情感性的、审美性的。不仅道德思考有赖于审美意识的参与，而且审美目标的实现，也是以道德思考为原生力，为过程和秩序的。
自从《十三经注疏》提出以“后妃之德”来解释《诗经》开篇《关雎》以来，古代的伦理道德批评范式可谓很早就建立了。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以聂珍钊为代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又逐步培育形成了较为独立而完备的理论话语体系。本书则试图踵武赵兴勤、江守义等前辈学者的探索，主要以古典小说为例，来深度考察伦理叙事传统的理论内涵、关系向度与文化精神。
虽然难以企及当初不自量力所预定的，“天网式”盘点传统文化伦理内容的宏大目标，好在至少做到就自己阅读范围以内，进行“地毯式”梳理小结。并且通过博士毕业入职以后，在五六年间开设“古代小说中的人伦关系”这门课程，我也由当代大学生们积极的课堂提问与精心的课程报告，产生了许多“不惑之获”，有力地推进了本课题的思考。
每门课程的第一次课，我都会呼吁在座学生，作为大学生要尽早学会打破常识的束缚，注意纠正偏见，努力产生知识增量，而不只是满足于当一名“大自然的搬运工”。
我还亲自示范如何在古代文学领域，去检讨所谓反封建、反礼教、反男权文化、埋葬家族制度等宏大话语——因为其中部分包含陈陈相因或以讹传讹的成分。
硕导苗怀明老师在我入学第一次见面时，就强调了“作品文本第一位，先于文献与研究史”的理念。博导刘勇强老师也特别重视从小说史“细节”出发，进而发挥深厚的理论造诣。
《请君出瓮：话说典籍里的精妙故事》，刘勇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版。
还有程千帆先生倡导兼顾“古代的小说理论”与“古代小说的理论”，而卞东波学长认为，无论是擅长文献考证，抑或倡导鸿篇大论，古代文学学者之间不应存在任何的鄙视链。以上这些看法，都对我个人的学术道路产生引导，也参与构建了我尚未臻于成熟的治学思想和学人个性。
其实为人成长与为学涵养，本来就是人生修炼的硬币两面。孟子总要争辩义在内而不在外。在孟轲看来，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梁漱溟先生（1893-1988）说他的论调之高如此。然这是儒家真精神。这才真是道德，而分毫不杂不假，不可不知（《中国文化要义》）。
已故的张晖学长曾以涵容学术与思想的方式，努力求索“文学的力量”。那么，我们所做工作的零星意义，不也是认同、肯定中文和中文人的价值么。
《中国文化要义》
三、艺文感怀
由历史的尘烟中向我们款步走来的，包括志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以及桃园结义时，高举“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旗帜的刘、关、张三兄弟。作为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还有董狐笔、颜真卿帖、文天祥诗与方孝孺血。
从其他文艺样式来看，众所周知，南朝齐、梁间画家、绘画理论家谢赫所著《古画品录》为我国现存最古的论画著作。而该书的《序》中明白说道，“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是对于绘画伦理功能的强化，也让我们旁通书法理论，联系柳公权（778-865）所言“心正则笔正”。
据说启功（1912-2005）先生暮年时，曾多次临写颜鲁公所书帖“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节末路之难也”，从中可以了解前贤化为日课的道德修为。
古语有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电影《无问西东》中，清华大学学生沈光耀下跪接受母亲的家教，朗声念道“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这一场面细节，正反映古人有关耕读、诗礼传家的信念与实践，也恰恰符合纪昀的一副对联所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世知在赵贞女故事由说唱到案头的文本演变之中，南宋陆游（1125-1210）《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发挥了一定作用。所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不难看出，戏曲与说唱的文艺活动对于传播道德、知识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有限的文艺细胞，也被或日常的深夜刷剧，或电影院观赏的浮生万象所激活。当然，一并活跃的，还有文学与伦理关系的神经兴奋点。
《唐顿庄园》
譬如说，我甚至可以从2010年首播的英剧经典《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看出诸多《红楼梦》的影子。在伯爵府上主人与仆从阶层双线叙事的故事架构之下，贵族之家一团和气掩饰不住的是钩心斗角，而从日常零碎又升华出荣誉与尊严。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自然是一大亮点，加上考究的布景、精致的服饰以及精粹智慧的台词……
除了主打家庭亲情的一类日本电影（如《滚烫的爱》，如是枝裕和的作品），我又会由许多人心目中的韩剧最佳——《请回答，1988》（2015），体会到那份朴素真挚的对于人伦情感的珍视，如此顿感今古同心、四海为一。
例如后者第五集《过冬准备》，就为我们细致展现了母女、母子、婆媳、父子、兄弟、夫妻等各组人物亲伦。女大学生成宝拉冒险加入对抗政府的示威抗议活动，回家后被暴怒的父亲一顿训斥，并且关禁闭不给饮食，可她一直不肯低头认错。
然而，等到深夜大雨来临，两个便衣警察准备拖走宝拉，带回警署讯问之际，母亲横空冲了出来，声嘶力竭且不顾脚趾渗血地反复念叨，念叨自己的女儿平时多么优秀，多么深受邻里尊敬，对首尔大学的学业又多么认真……
那一刻，宝拉终于没有绷住，拼命地在人前道起歉来。因为母亲宁愿舍弃脸面与尊严的样子，使她实在不能不动容。该剧由此响起画外音：“人真正变强大，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尊心，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宝拉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孟子译注》（典藏版）
《孟子·滕文公下》上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理解此一段话，如果配合观影，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2023年的贺岁档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就使我产生了一些反思。
回眸历史，伦理道德在掌控最高权力的少数人眼中，不过是一种维护统治的工具，或者粉饰太平的油彩，可以随时用来“双标”。即如电影中以商纣王为原型的殷寿，一方面自己弑父弑君，去攫取权位，另一方面又用道德外衣自我掩盖，翻过来要求各个质子表示效忠，去谋杀作为生父的四大侯王。
影片并未亦步亦趋地沿用古人的观念信仰，也融入了属于现代人的理解。譬如姬昌对姬发说，“重要的不是记住你是谁的儿子，而要记住你是谁”，这就显示出回归个人本体与生命本位的意识。由此我从乌尔善导演雄心勃勃的“三部曲”第一部，看到了传统伦理道德如何评价，又怎样转化的问题。
再有2023年6月上映的悬疑电影《消失的她》，以片尾曲《笼》（张碧晨原唱）让公众再次欣赏了唐恬（作词）和钱雷（作曲）极佳的水准功力。唐氏这样说：
为何爱我者予我牢笼/为何等待 都徒劳无功/为何囚人者也像困兽/越珍贵 越浪费/致命的伤 诞生于亲密……
这样的歌词充盈着有关人生悖论和造化弄人的慨叹，也似乎对人伦关系与人情往来表达了一种消极的悲观主义的观点。不过，当我们联想到二位主创还为歌坛贡献出《孤勇者》（“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样的作品，就当坚信他们其实是一种清醒的乐观主义。
《中国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研究》
初稿于2023年12月26至28日
改定于2024年10月15日
作者近照
朱锐泉，1986年生，江苏泰州人，现供职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自2004至2016年，分别取得南京师范大学学士、南京大学硕士、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主要是古代小说与明清文学，近年来兴趣集中于古代小说文化学与知识学方面，已经在《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完成国家社科后期项目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