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达到1.9亿，较1990年增长了45.6%。
也就是说，大约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人正在与某种形式的精神障碍共处。
按照年龄分段来看，5—19岁、30—39岁和50—59岁，是疾病负担相对较高的三个阶段。尤其是30—39岁，同时面临职业竞争、经济压力、养育子女和照顾父母等多重压力。
身体的疾病往往是显化的，但精神障碍却大多没有明显的外部体征，这就是为什么患者数字如此庞大，但我们的体感未必能感觉得到。
一个看起来正常上班、正常社交的人，可能正在经历严重的焦虑或抑郁。一个看上去十分坚强、在家庭中扮演着"顶梁柱"角色的人，可能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徘徊了几个月甚至更久。
然而这1.9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一间精神科诊室。
中国精神卫生领域长期存在治疗缺口极大的问题——九成患者都没去治。2019年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领导开展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在过去12月内被诊断为抑郁障碍的患者中，仅有9.5%曾经接受过卫生服务机构的治疗；其中仅有3.6%寻求专业精神卫生医生治疗；7%寻求卫生保健治疗（如求助过精神专科、医疗卫生部门或使用精神类药物）；0.3%的患者会寻求人群社会服务（如社工及心理咨询师等）；2.7%的患者寻求中医和其他治疗；仅有0.5%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即遵医嘱使用抗抑郁药或心境稳定剂治疗大于30天且多于4次，或在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接受超过8次心理治疗。即使到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就诊的抑郁障碍患者中，也仅有7.1%得到了充分治疗。
也就是说，1.9亿这个数字，仍然不能真正体现精神障碍问题背后的严重性。
一、社会转型之痛：精神障碍剧增的根源将1990年与2023年的中国社会做一个对比，会发现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了很多倍，但精神健康逐渐成了更广泛的问题。
1990年的中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人际关系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虽然物质匮乏，但社会支持网络还算相对完整。
到了近几年的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5%，几亿人口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化的都市生活，人们开始缺乏社会网络的支持，很多人事实上在“独居”，唯一的心理支持来自于家人。
这种转型带来了几个关键的精神健康风险因素：
1、社会比较加剧。
现在的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其实在潜意识中会不断地与网上的人和生活进行比较。朋友圈里别人去国外旅游或者买了新房新车，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上那些每天吃着精致食物又有钱的人，带来的是"我不够好"的持续焦虑。这种比较焦虑在年轻群体中更明显，也跟近些年来青少年抑郁和焦虑患病率的显著上升高度相关。
2、竞争压力的内卷化。
5—19岁、30—39岁，这两个年龄段的人群为什么是焦虑抑郁的重点人群？
原因很明显了：应试教育和卷娃教育所导致的青少年焦虑，到"996"的职场文化以及"35岁危机"的中年恐慌，大环境对个体的绩优主义压迫在这三十年来水涨船高。
当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压的环境中，精神障碍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
3、意义感的缺失。
物质水平虽然在不断增长，但这并不能自动带来精神上更好的满足。
温饱不再是问题之后，人们开始追问"活着的意义"，而这个问题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往往很难找到答案。
青少年和三十多岁的人群为什么焦虑抑郁更多？也跟这个因素有关。
现在的孩子在高压教育下普遍在小学高年级乃至初中就开始疲惫感很强、意义感缺失，而社会评价标准的单一化让他们对读书的价值感也在减弱。
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则集体出现“只为了工作和家庭奉献却失去自我”的意义感崩塌。
家庭结构的碎片化加剧了这些情况。
独居人口增加、离婚率持续攀升，传统的家庭支持功能早就大幅削弱。许多精神障碍患者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人在扛。
二、中国精神障碍患病率急剧上升，本质上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精神障碍，其实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病的个体化表达"。
过度的竞争之下，个体的意义感会被严重削弱，而精神障碍就是这种现象的“症状”。
每一个抑郁焦虑症患者的背后，可能是一个被996榨干精力的打工人、一个被升学压力压垮的青少年、或者一个卷孩子卷到发疯的家长。
所以，对精神障碍患者暴增现象真正有效的干预，除了是个医疗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在社会层面展开。
在教育领域，培养思维需要逐渐替代筛选思维。
筛选式的教育系统必定会制造广泛的焦虑和挫败感——因为那些在筛选中失败的孩子才是多数。
教育改革的方向，必须要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不是在同一个赛道上陷入激烈的竞争。
职场领域也需要建立更好的劳动保护机制。
过度加班、职场PUA、假期被侵蚀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导向广泛的精神障碍——毕竟人类需要休息和娱乐，才能继续工作，否则一定会出问题。
将心理健康纳入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范畴，必须尽快提上议程了。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追求绩效、GDP、竞争……这些意识主导了几乎所有的领域，导致绩优主义成了一种渗透到大部分层面的集体潜意识。
但是要注意到，这种绩优主义其实应当是阶段性的，绝对不能成为持续的、主流的价值观。
现在随着经济向注重质量的2.0转型，社会心理健康也需要成为同步转型的重心。
在这个阶段，居民的幸福感就约等于社会整体的心理健康程度。1.9亿精神障碍患者，他们需要的一方面是精神医疗服务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模式的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