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当年说过一个很精准的观点:近代以来，日本之所以敢屡次发动侵华战争，是因为日本对中国政府和国民的思想是相当的熟悉和了解的。 日本这个邻国，从明朝倭寇骚扰沿海开始，就没停止过对中国的打量，到了近代更是变本加厉，把研究中国当成了举国上下的重要事，就像猎人研究猎物习性一样，摸透了脾气才敢下手。 明朝时，倭寇就不只是简单的海盗，他们每次骚扰前都会偷偷摸查中国沿海的情况。那些流落海上的日本武士和浪人，会先派奸细混入沿海村寨，打听守军的数量、武器装备和巡逻时间，甚至买通当地的地痞流氓提供消息，摸清哪里的海防薄弱、哪里有粮食财物，然后趁虚而入。辽东望海埚之战中，明军之所以能一举歼灭两千倭寇，也是因为总兵刘江提前数月走访遭袭村寨，摸清了倭寇“上岸后直奔城镇劫掠、不善陆战”的习性，才针对性设伏。即便到了明朝末年，国内面临农民起义和后金威胁，崇祯皇帝听到“倭奴至对马岛”的消息，依然立刻下旨严查，因为朝廷清楚，日本对中国的窥探从未停止，哪怕是其内部的权力斗争，都可能成为侵扰中国的前兆，这种警惕正是源于长期以来日本持续的打量。 到了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更是上升到了举国动员的层面，从政府到民间、从军事到民生，全方位无死角地摸查中国的底细。1872年，明治政府刚站稳脚跟，就派了池上四郎等三人深入中国东北，一路记录地理地形、兵备情况和民间风俗，形成的《满洲视察复命书》成了日本最早的侵华参考资料。之后，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农商务省等部门轮番派人来华，东亚同文会、东京地学协会等民间团体也紧随其后，就连大学教授、商人甚至僧侣都成了调查员，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从东北到新疆、从沿海到内陆的每一个省份。 最让人震惊的是日本专门成立的调查机构，其中满铁调查部堪称“侵华情报中枢”，巅峰时期核心调查员就有2500多人，整个机构员工多达50万，里面不仅有日本侨民，还有上万名退役军人。这个机构在中国东北及各地开展的调查细致到令人发指，他们编写的《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连东北农村的土地习俗、邻里纠纷处理方式都记录在册，而《支那省别全志》更是18卷的巨著，把中国各省的山川河流、交通路线、矿产分布、民俗方言甚至地方官员的脾性都摸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他们还调查中国的抗战实力，连八路军、新四军的动员方式都分析得明明白白，知道国民党的民众动员存在弊端，而共产党能通过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份《中国抗战力调查》被日本军政当局当成核心战略情报，专门召开16场报告会研究对策。 日本的间谍活动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甲午战争前，青木宣纯化名潜入北京，绘制的北京郊区地图比清朝官府的还精准；神尾光臣在天津收买了军机处官员，把清军增援平壤的部署、北洋舰队的护航计划全盘泄露给日本大本营；宗方小太郎伪装成中国百姓，在威海摸清北洋舰队出发时间，让日军联合舰队提前设伏，直接导致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五艘军舰、死伤八百多人。还有荒尾精在上海开办乐善堂，表面卖眼药水、印古籍，实则培养间谍，他的弟子深入中国13个省调查，最后编纂出2000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交通无所不包，成了日本侵华的“百科全书”。 日本之所以敢一次次对中国动武，正是因为通过这几百年的持续研究，他们摸透了中国的软肋：知道明朝海防的漏洞，知道清朝官场的腐败和军事的落后，知道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也知道不同政权的治理短板。他们就像耐心的猎人，花上百年时间观察猎物的活动规律、弱点破绽，等到时机成熟就果断出手。这种从政府到民间、从公开调查到秘密间谍活动的全方位研究，让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自己，这也正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他们对中国政府和国民思想的熟悉，成了其屡次敢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底气，而这段历史也深刻告诉我们，知己知彼不仅是兵法之道，更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