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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0日,23岁的郑苹如牺牲,有人打电话让她的父亲认领尸体,郑苹如的

1940年3月30日,23岁的郑苹如牺牲,有人打电话让她的父亲认领尸体,郑苹如的父亲立即拒绝:不领,你们随便处理吧!   郑伯英的决绝,不是一个父亲的铁石心肠,而是一个中国人不屈的脊梁。   郑苹如本可以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父亲郑伯英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高材生,曾任复旦大学教授,母亲木村花子则是出身日本名门的大家闺秀。   郑苹如长得漂亮,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不仅是上海社交场上的名媛,还曾登上《良友》画报的封面。若不是战争的爆发,她或许会成为一个优雅的贵妇,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然而,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选择利用自己的日裔背景和流利的日语,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内部,成为中方安插在日伪内部的一枚重要棋子。在上海沦陷区的险恶环境中,她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获取了大量珍贵情报。   最令人唏嘘的是,这个年轻女子在执行任务时,不得不与自己的血缘和文化背景进行痛苦的割裂。她的母亲是日本人,而她却在对抗日本侵略者。这种身份认同的撕裂,这种家国大义与个人情感的交战,需要何等的勇气与决断!   关于郑苹如的牺牲,她是在行刺丁默邨失败后被捕的。丁默邨是汪伪政府特务头子,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被称为“屠夫”。郑苹如试图接近并除掉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可惜功败垂成。被捕后,她经历了非人的折磨,但始终没有泄露任何组织秘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女子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据说临刑前,她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换上一件红色的旗袍。她说:“你们不能弄脏我的衣服,让我死得漂亮一点。”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年轻女子对美的最后眷恋,也是对敌人的最后蔑视。   电话那头的郑伯英,作为一个父亲,他何尝不想为女儿收殓遗体,让她入土为安?但他深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认领女儿的遗体就意味着向敌人低头,甚至可能被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   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保护地下组织其他成员的安全,不能因为个人情感而危及整个抗日网络。   要知道,在我国,遗体的处理事关重大,“入土为安”是对死者最基本的尊重。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有太多抗日志士只能默默牺牲,连一块墓碑都无法留下,甚至连他们的遗体或许都不知所终。   郑苹如牺牲后,她的家人还在继续为抗日事业奋斗。她的哥哥郑海澄是空军飞行员,在与日军的空战中壮烈殉国。她的未婚夫王汉勋也是空军军官,最后同样为国捐躯。   只能说,每一个向死而生的生命都值得被铭记,每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都值得被尊重。郑苹如和她的家人,以及所有为抗日献出生命的先烈们,用他们的人生选择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比生命更珍贵;有些信念,值得用一切去守护。     信息来源:郑苹如(中统特工) 文│一阳 编辑│南风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