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沂，13岁女孩打小被遗弃，由养父母抚养长大，初中辍学后，先被朋友及其男友以“挣钱”为名带去KTV陪酒，继而反复“洗脑”，引诱从事非法卖Y活动。女孩曾两次拒绝，却抵不住对方软硬兼施。期间，朋友的男友负责联系嫖 客、安排酒店，带着女孩辗转于多处出租屋和民宿，朋友告诉她，第一次交易对方支付了上万元，但只分给她几百元。案发后，警方调查发现，女孩可能被介绍卖Y三次。然而，法院仅认可介绍人有一次违法行为，判处缓刑。家属对此无法接受，警方明明说案卷里记录得清清楚楚有三次，法院却说证据不足。   据悉，在2010年11月，一对年近五旬的农民工夫妇在工地遇到了一对年轻男女，对方以“临时有事”为由，将一个襁褓中的女婴托付给夫妇照看，却从此消失无踪。   这个被遗弃的女婴后来有了名字鲁婷婷，由于鲁家夫妇文化程度有限，抚养婷婷的责任逐渐落到了他们的儿子鲁峰肩上。   尽管鲁峰以“叔叔”自称，但在婷婷心里，这个始终关心她生病、学业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父亲。   小学时期的鲁婷婷成绩优异，但2023年升入镇初中后，仅仅就读一两个月，她便坚决辍学，整日与厌学少年厮混，彼时鲁婷婷刚满13周岁。   后来，鲁婷婷的朋友武某及其男友贾某鑫以“挣大钱买新衣”为诱饵，先带她去KTV陪酒，继而威逼利诱其卖Y。   贾某鑫等人告诉鲁婷婷，在提供服务时，要谎称已满18岁，而且，鲁婷婷第一次服务就收了上万元，却只分鲁婷婷几百，连吃饭都要鲁婷婷付钱。   2023年12月9日凌晨，贾某鑫与武某共谋，明知鲁婷婷未成年仍介绍其向孟某卖Y，贾某鑫协助在酒店开房后，鲁婷婷以200元价格提供了特殊服务。   期间，贾某鑫等人带着她频繁更换出租屋和民宿，显然在刻意规避侦查。   2023年12月11日，鲁峰回老家时震惊地发现，婷婷已失踪一周多，通过婷婷的朋友赵欢，他得知22岁的贾某鑫与其女友武某可能涉刑事案，当即报警。   2023年12月14日晚，警方在一处出租屋找到鲁婷婷、贾某鑫和武某。   审讯中，警方从手机聊天记录发现，鲁婷婷自称被引诱卖Y三次，每次金额远超200元，总额可能达上万元。   后来，检方以介绍卖淫罪对贾某鑫提起公诉，奇怪的是，警方录音确认侦查笔录记载了三次卖淫，强调“材料已完整移送”，而检察院却称卷宗“仅有200元交易记录”。   法院最终仅认定单次200元交易，理由是“公安机关移卷仅载明该次交易”。   法院认为贾某鑫初犯、坦白认罪、22岁“可塑性强”，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罚金5000元。   对于判决结果，鲁婷婷家属认为判罚过轻，提起上诉，但法院以过了上诉时限为由驳回。   鲁婷婷家属继续申请再审，但法院称鲁婷婷家属没有资格。   目前，鲁婷婷家属已向检察院申请监督，但暂无反馈。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1、法院对贾某鑫的定罪量刑是否适当？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Y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Y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家属方及鲁婷婷本人陈述均强调，她是在武某和贾某鑫的反复洗脑、劝说下才同意卖Y，如果这一情节被证实，贾某鑫的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引诱卖Y”。   然而，检察院在公诉时未指控贾某鑫“引诱”，可能是基于证据考量，但这一情节将直接影响量刑。   鲁峰家属之所以认为判处缓刑过轻，主要原因是，鲁婷婷案发时才13周岁，在符合引诱的前提下，对贾某鑫的基础判罚就在5年以上，除减刑外，不符合适用缓刑。   此外，鲁婷婷系未成年人，即使不构成“引诱幼女卖Y”，介绍未成年人卖Y亦属从重情节，依法应从重处罚，法院判罚值得商榷。   2、鲁婷婷“三次卖Y”为何仅认定一次？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奉行“证据裁判主义”，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且证据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标准。   警方录音明确表示，侦查阶段鲁婷婷的笔录中提到了三次，且相关线索已载入案卷。   从法院和检察院的回应看，他们声称移送到审判环节的案卷材料中，只有关于“200元一次”交易的完整证据链。   这就产生了矛盾，是侦查机关未将全部证据材料移送审查起诉？还是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筛选掉了部分事实？抑或是法院对证据的采信标准过于严苛？存在疑问。   3、家属“无权申诉”这个说法对吗？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本案中，鲁峰作为鲁婷婷的近亲属，完全具备申请再审的法定资格，法院工作人员对其“没有资格”的答复，涉嫌错误理解或不当解释。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