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云南的深山中，发现了一群生活在原始状态下的“隐士”。这些人衣衫褴褛，面容憔悴，长年生活在幽暗的森林里，靠野果和打猎为生，宛如一群失落的原始部落。 部队接到命令深入调查这群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大家才明白，这些人并非与世隔绝的“野人”，而是一群历史上被遗忘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居然与清朝的战乱和国民党的压迫息息相关。 苦聪人并非天生选择与世隔绝，他们的祖先在19世纪末滇南战乱期间，为躲避清军的追杀，整个族群逃入了哀牢山的深山密林。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与外界接触过。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部落逐渐消失在了地图上，被人们遗忘。国民党军队曾试图寻找他们的踪迹，但由于苦聪人对外界的强烈排斥和恐惧，任何接触都以失败告终。每一次的骚扰，只是让他们更加封闭，直到彻底消失在现代社会的视野中。 这一切，直到1952年，民族工作队第一次发现他们的踪迹，才揭开了这个与世隔绝的部落的神秘面纱。苦聪人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甚至有些人只用树皮和兽皮裹身，依赖野果、打猎为生。住的地方也是简陋得让人震惊——他们用树枝、芭蕉叶搭建的棚子在树根下栖息，顶漏风漏雨，地面潮湿，生活的艰辛几乎没有人能想象。 1952年，杨克彬作为边防军的一员，第一次踏入了这片荒芜的土地。民族工作队的任务是接触这些被历史遗忘的民族，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然而，这并非一件简单的事。苦聪人对外界充满了恐惧，对任何陌生的事物和人物都抱有敌意。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民族工作队几乎吃尽了苦头。 第一次接触时，工作队分发了些许救济物资，其中包括盐巴。苦聪人见到这些东西，误以为是毒药，立即将盐巴深埋起来，生怕中毒。杨克彬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带着哈尼族向导，九进九出，经过了无数次艰难的尝试，才逐步摸清苦聪人的生活状况和分布位置。 在这过程中，杨克彬不仅要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时常遭遇突如其来的危险。有一次，他们在翻越山岭时，队员郑益厚因为误食毒蘑菇中毒，急需撤退。还有一次，他们与黑熊正面相遇，杨克彬和队员们在险境中冷静应对，才侥幸脱险。每次的深入，都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但杨克彬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在这片深山里，为苦聪人的发现和定居做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1957年，刘天德被调任金平县副县长，负责管理和帮助苦聪人的定居工作。刘天德与杨克彬不同，他的做事风格更加稳重、耐心。他在带领干部进入深山时，身先士卒，带领队伍砍枝开路，细心计算物资，并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开始消除苦聪人对外界的恐惧和戒心。 刘天德的团队进入深山后，首先为苦聪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物资，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他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食物和衣物，还安排医疗队进行健康检查。在此过程中，刘天德不仅依靠物资上的支持，更通过言传身教，帮助苦聪人逐步适应外界的生活方式，慢慢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排斥。虽然困难重重，但刘天德始终保持冷静和耐心，他的工作为苦聪人从深山走出来奠定了基础。 在刘天德的努力下，1957年，苦聪人逐渐开始适应新的定居生活。白树林，作为其中一名首批定居者，成为了苦聪人与外界的桥梁。他从小生活在森林里，能够快速适应新环境。白树林不仅帮忙开垦土地，学会了耕种，还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帮助村民们逐渐融入新的社会秩序。 苦聪人从完全的原始状态转向现代生活，遇到了许多挑战和文化冲突。大多数苦聪人对外界的社会规范、农业技术以及日常生活的变化都感到陌生，他们需要从零开始学习如何生活。然而，白树林和其他定居者没有放弃，他们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逐渐将原始生活方式转变为适应社会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苦聪人逐渐接受了定居生活，并开始发挥出他们独特的劳动能力。在刘天德和杨克彬的帮助下，苦聪人不仅学会了种植粮食、制作简单的工具，还逐步接触到了更多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这一切，都标志着苦聪人从原始的森林生活中走向了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