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2日午后，22岁的新四军女战士徐敏捂着肚子，匆匆跑向茅房。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再平常不过的举动，竟让她成为一场血腥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徐敏蹲在简陋的木板隔间里，突然听到院外传来重物倒地的闷响，紧接着是皮鞋踩过碎石的咔嚓声，那声音越来越近，仿佛死神在步步逼近。她紧张地攥紧衣角，屏住呼吸。突然，门被猛地推开，一双粗糙的大手捂住她的嘴，将她拖进了隔壁昏暗的屋子。 被按在床榻上的徐敏拼命挣扎踢打，这时，她听到头顶传来压低的平江乡音：“丫头莫动！你现在是我堂客（老婆）！”她睁眼一看，竟是显大叔。显大叔平时总是笑眯眯的眼睛，此刻布满了血丝。他迅速给徐敏套上一件蓝布衣服，又抓了把锅底灰抹在她脸上，再盖上一床破棉被，一边忙活一边叮嘱：“等下不管看到啥，都要喊我‘孩他爹’，知道不？” 就在这时，木门“咣当”一声被踹开，三个端着刺刀的国民党士兵闯了进来。徐敏浑身发抖，却听见显大叔故意提高嗓门说：“老总们这是干啥？我婆娘得了伤寒，病得厉害。”为首的士兵用刺刀挑起床上的破棉被，刀刃险些擦过徐敏的鼻尖。她咬牙憋出两声咳嗽，哑着嗓子喊：“孩他爹，水......水......”那士兵嫌恶地踢翻脚边的瓦罐，骂骂咧咧地走了。直到脚步声消失很久，显大叔才瘫坐在地上，后背的粗布衫早已被冷汗浸透。 或许有人会问，这不过是一场虚惊，为何说徐敏“逃过一劫”？因为就在她被拖进屋子的十分钟前，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院子里，已经倒下了六具尸体。 通讯处主任涂正坤，上午还笑着给大家分刚摘的野莓，此刻却倒在血泊中，胸口被刺刀戳出三个血洞；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双手被反绑着枪杀，凶手甚至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耳朵；炊事员吴贺泉被砍断四肢，鲜血浸透了灶台边的柴草......这一切，都源于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策划的“平江惨案”。他们妄图用屠杀的方式，掐断共产党在湘鄂赣边区的抗日联络线。 而徐敏，这个17岁就入狱、被敌人用竹签扎进十指仍坚称“我是砍柴的”的女战士，此刻正蜷缩在农家的床榻上。她知道，门外那些穿着“抗日军装”的人，正在挨家挨户搜捕“共党分子”，稍有不慎，她和显大叔一家都将性命不保。 或许又有人要问，显大叔不过是个普通农民，为何敢冒着灭门的风险救一个“被通缉的共党分子”？看看徐敏口袋里的那枚铜顶针就明白了。 这枚顶针布满凹痕，是通讯处的女同志们教村里妇女做军鞋时送的。过去一年里，徐敏不但帮老乡写家书、给孩子们编花环，还带着姐妹们在村口搭起诊疗棚，用草药治好了不少人烂腿的老毛病。有次暴雨冲垮了显大叔家的土坯墙，是徐敏带着通讯处的同志们冒雨搬来石块；去年饥荒，她偷偷把自己的口粮分成两半，一半塞进了显大叔家小孙女的破布兜里。 “共党不是‘匪’，是给咱们撑腰的人。”显大叔后来回忆说，“那天我看见那些兵端着枪冲进通讯处，就晓得要出大事。敏丫头平时喊我‘显叔’，喊我婆娘‘婶子’，哪能眼睁睁看她遭难？大不了拼了这条老命！” 侥幸脱险的徐敏，本可以在老乡的掩护下远走他乡。但她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连夜摸回通讯处废墟，寻找幸存者和机密文件。 “文件里有各地联络点的名单，要是落到敌人手里，不知多少同志要遭殃！”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那个雨夜，她踩着碎玻璃和血泊，在瓦砾堆里扒了整整三个小时，指甲缝里塞满了血泥，终于找到用油纸裹着的密信。当她浑身湿透地出现在另一个联络点时，同志们差点没认出这个满脸泥污、怀里紧抱文件的“叫花子”。 更让人震撼的是，仅仅三天后，由她起草的《快邮代电》就通过秘密渠道传遍全国。这份控诉国民党暴行的通电里，字字泣血：“当涂正坤同志被枪杀时，凶手竟笑称‘看你还敢不敢当共党’......”正是这份通电，撕开了反动派“团结抗日”的伪装，让周恩来在重庆拍案而起，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愤慨题词。 徐敏从平江突围后，越战越勇，不但学会了双手持枪，还成了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双枪女政委”。 1941年，在江苏宜兴，她带着游击队半夜摸进日伪军的竹篱笆封锁线。徐敏带着队员们用煤油浇、用大刀砍，硬是在天亮前砍出一条血路。当敌人气急败坏地来增援时，迎接他们的是徐敏手里的双枪——“砰砰”两声，两个伪军头目当场爆头。 黄练树村一战更是精彩。当时“忠救军”晏子风部300多人妄图偷袭根据地，徐敏得知后，故意让侦察员放出“女政委生病住院”的假消息。等敌人摸进村子，才发现村口的“稻草人”全是穿着军装的石头，而真正的游击队早已埋伏在山林里。一阵激烈的枪声后，她站在山头上大喊：“凡是放下武器的，既往不咎！”这一仗，不但全歼了敌军，还缴获了200多支步枪，气得日军指挥官在据点里摔了茶杯。 1982年，65岁的徐敏在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