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上将刘汝明在军事会议上，将出言不逊的黄埔将领刘伯龙一拳打倒在地，在场的杂牌将领，对跋扈的刘伯龙本就不满，心中纷纷叫好。 那一拳的背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军旅人生，刘伯龙1922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时，蒋介石亲自面试，对这个贵州青年印象深刻，毕业后刘伯龙没有直接带兵，而是进入了更隐秘的系统。 1928年清党运动期间，刘伯龙在上海负责甄别赤色分子，仅三个月就处决了两百多人，手段之狠让同僚都感到恐惧。 1938年，戴笠看中刘伯龙的能力将他调入军统别动队，在重庆期间刘伯龙负责监视西南地方实力派，他的情报直达蒋介石案头，这段特务生涯让他养成了目空一切的性格，认为自己是天子耳目，连正规军将领都不放在眼里。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刘伯龙终于获得带兵机会，出任第八十九军军长，独山一战成了他军事生涯的耻辱，日军先头部队刚到，他就下令全线撤退，把价值三千万法币的军用物资丢给敌人。 事后调查显示，当时日军只有一个大队，而刘伯龙有两个师的兵力，为推卸责任，他把失败归咎于地方部队不配合，还枪毙了三名团长作替罪羊。 与刘伯龙的飞黄腾达相比，刘汝明的道路充满坎坷，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瓦解，刘汝明率残部投靠宋哲元，当时部队缺粮三个月，士兵靠树皮草根充饥，刘汝明变卖个人财产，勉强维持部队不散，这种艰难处境，黄埔系将领永远无法体会。 长城抗战中刘汝明创造性地使用夜战战术，他让士兵脱掉军靴，赤脚潜行，用大刀砍杀日军哨兵，一夜缴获三十八支三八式步枪，台儿庄会战瓦子口阻击他的部队死守七昼夜，阵地前堆满日军尸体，战后统计全师伤亡过半，营长以上军官阵亡十三人。 这些血战换来的却是中央的冷遇，1946年整编时中央军一个团的装备相当于刘汝明一个师，巨野金乡战斗前，刘汝明申请补充弹药，军政部只批了三分之一，战斗打响后部队弹药告罄，只能用大刀与解放军拼刺刀，结果损失惨重。 内战期间蒋介石的偏心更加明显，同样守黄河防线中央军第五军获得美式装备优先权，每月军饷按时发放，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却连续四个月没领到军饷官兵怨声载道。 更过分的是1947年底，军政部把原定拨给刘汝明的一批迫击炮临时调给了汤恩伯。 这种差别待遇让杂牌将领心寒，山东的韩复榘之子韩子华曾对刘汝明说：中央把咱们当炮灰，打光了正好收编地盘，这话虽然偏激却道出了杂牌军的普遍心态。 1948年7月那场开封庆功宴，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刘伯龙端着酒杯，故意走到刘汝明面前说：有些人啊，守黄河时炮声一响就跑，还好意思坐在这里，在场的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张轸低声对副官说：这个刘伯龙，迟早要出事。 果然刘汝明突然起身，一拳正中刘伯龙鼻梁，刘伯龙应声倒地，鼻血直流，会场一片哗然，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急忙拉住还要上前的刘汝明，在场的西北军旧部孙良诚暗暗竖起大拇指，川军将领王缵绪则装作没看见，继续喝酒。 事后刘汝明给蒋介石的电报写道：伯龙当众辱我，士可杀不可辱，蒋介石的回电只有八个字：知悉，勿再生事，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理，既显示了蒋对嫡系的偏袒，也暴露了他对杂牌军的无奈。 淮海战役期间这种派系矛盾达到顶峰，黄维兵团被围时，刘汝明奉命北上救援，他的参谋长私下说：去救黄维就是送死，黄维完了下一个就轮到咱们。 结果刘汝明的部队走走停停，十天才前进六十里，类似情况在其他战区也在上演，邱清泉和李弥互不配合，导致徐州突围失败。 1949年11月，刘伯龙在贵州的命运走到尽头，他试图架空省主席谷正伦，私自调动保安团，谷正伦设计请他赴宴，趁其不备将其击毙，临死前刘伯龙还在叫嚣：我是委员长的人。 两个刘姓将领的结局，折射出国民党军队的结构性败因，当一支军队内部充斥着歧视、猜忌和内斗时，再精良的装备、再多的兵员都无法挽回败局，那一拳打出了压抑已久的愤怒，也打碎了国民党军队最后的凝聚力。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