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军统少将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连忙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1949年12月的一个清晨，重庆刚刚迎来解放的气息，但在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前，一场充满荒诞感的闹剧却把行人的目光死死吸住了，喧嚣的人群围成一个圈，圈子中央两个扭打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不仅拳脚相向，嘴里喊出的话更是惊心动魄。   一个嘶吼着“抓卖国贼”另一个则扯着嗓子反击对方是“可耻的叛党者”赶来维持秩序的军警听得一头雾水，这两个互扣高帽的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开玩笑，直到两人被扭送到公安局政保处，这场闹剧背后的真相才令人倒吸一口凉气。   那个动手抓人的高个子，竟是前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的少将副区长李修凯，而被他死死按住、一脸惊恐的矮个子，居然曾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高层冉益智，这无疑是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一个早已看清形势向人民自首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正在大街上替共产党清理门户。   若要究其原因，得先看看这个名为冉益智的“猎物”到底是个什么成色，他这人的一生，活脱脱就是一部精致利己主义的投机史，早年间出身酉阳地主家庭，混过国民党搞反共宣传，坐牢时偶遇革命者便见风使舵混入队伍。   也就是凭着点小聪明和文化水平，他竟然一路爬到了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高位。可骨头软的人，站得再高也是虚的，1948年一朝被捕，冉益智的表现连敌人都觉得“惊艳”，别人还需要严刑逼供，他倒好，稍微用了点手段就吓破了胆。   竹筒倒豆子般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吐露干净，为了向新主子表忠心，他甚至亲自指认并拉下水了自己的老搭档——工委书记刘国定，这场叛变的破坏力堪比一颗核弹，涂孝文、许建业以及人们熟知的江竹筠（江姐）等大批优秀地下党员，正是因为他的出卖而惨遭毒手。   哪怕国民党授予了他“军统中校”的头衔，给他高薪厚禄，内心对他这种毫无底线的软骨头也是鄙夷至极，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国民党大撤退前夕，无论是飞机还是轮船，都没给这位“功臣”留一张票。   被主子抛弃的冉益智如丧家之犬躲回北碚老家，眼看解放了，这人竟异想天开地把自己包装成“渣滓洞幸存者”，厚着脸皮跑出来登记邀功，可他的如意算盘，偏偏撞上了急于“表现”的李修凯。   这就不得不提故事的另一位主角，相比于冉益智的两面三刀，保密局少将李修凯则是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重庆易主之际，他没来得及逃跑，审时度势后立马得出一个结论：硬抗死路一条，主动投案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他赌对了，带着诚意找公安机关自首，不仅交代了特务名单，还主动请缨要协助抓捕，新政权给了这位“戴罪之身”难以想象的宽容：不仅没让他蹲大牢，反而因为表现积极，伙食标准甚至开起了“小灶”。   这让李修凯尝到了甜头，更明白了一个道理：想以后不用东躲西藏，手里的功劳簿就得再厚实一点，为此他甚至拥有了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经常在大街上溜达“寻宝”那天在德胜戏院附近，李修凯那双长期干特务工作的眼睛毒辣地扫过了人群。   仅仅是一个背影，那种属于“同行”或者“猎物”的熟悉感就让他兴奋起来，等凑近一看，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叛徒冉益智吗，在李修凯眼里这哪里是个人，分明就是自己后半生安稳日子的通行证，于是便有了开头那当街厮打、拼命想要立功的一幕。   历史的宣判终究是公正且分明的，冉益智这个手上沾满同志鲜血的叛徒，最终没能蒙混过关，等待他的是一颗正义的子弹和永久的耻辱柱，而李修凯因为这次关键的抓捕行动，加上此前自首后的良好表现，不仅获得了宽大处理，还受到嘉奖。   这一擒一纵之间，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在那大浪淘沙的时代，机会永远只留给那些真正懂得敬畏历史、愿意改过自新的人，而对于出卖灵魂的投机者，无论伪装得多么巧妙，终究无路可逃。 信息来源：达州晚报《红岩中“甫志高”原型冉益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