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以前没有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找来两个大臣：“人家汉人用汉字书写，汉人一看就明白子；蒙古人用蒙古语书写，蒙人一看也明白。可咱们来往文书都用蒙古语写，不懂蒙语的就看不懂了，这多不方便啊！” 咱们得把时间倒回400多年前，到完颜阿骨打的时代。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跟北宋对峙。这位猛人也意识到了文字的重要性。没文字，怎么彰显国威？于是他下令给一个叫完颜希尹的超级学霸，命他造字。 完颜希尹没辜负期望，他模仿汉字的楷体，结合契丹文的特点，硬是搞出了一套“女真大字”。这套文字在1119年正式颁布，金朝的皇帝们宝贝得不行，专门设了“女真进士科”来推广，还把《孟子》、《易经》这些儒家经典都翻译了过去。 按理说，努尔哈赤作为“精神后裔”，直接把这套“祖宗的文字”拿来用，岂不是名正言顺，又省时省力？ 可现实很骨感。到努尔哈赤那会儿，这套“女真大字”早就死透了。 原因很简单：第一，它太难了。它是仿照汉字造的方块字，跟女真人阿尔泰语系的口语习惯压根对不上。第二，金朝被蒙古灭了之后，女真文就迅速衰落。到了元朝，懂的人就寥寥无几。 等到了明朝中后期，努尔哈赤生活的年代，女真各部落别说用了，估计连努尔哈赤自己都一个字不认识。当时女真人对外（跟明朝、朝鲜）交流，用的是汉字；对内发布文件，用的反而是蒙古文。 这就造成了那个尴尬局面：一群说女真语的人，靠着蒙古文来沟通。 努尔哈赤的窘境，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 在他起兵早期，他自己连汉字都不太会写，蒙古文也只是“粗略懂一些”。那他怎么跟明朝打交道？ 全靠一个“外包”的汉人秘书，叫龚正陆。 这是个浙江绍兴人，年轻时流落到辽东，被努尔哈赤“抢”了回去。努尔哈赤发现这人会写字，如获至宝，尊称他为“师傅”，好吃好喝供着，还让他教自己的儿子们读书。 当时建州女真的所有“文书工作”，都由龚正陆一手包办。努尔哈赤在内部发个命令，流程是这样的：努尔哈赤先用女真语说一遍，龚正陆翻译成汉语，然后再翻译成蒙古文，最后才能发下去。 这得多憋屈？努尔哈赤心里明镜似的：没有自己的文字，就永远是个“部落联盟”，成不了“国家”。 军令传达都费劲，更别提建立一个统一的认同感了。 他必须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1599年那场著名的谈话。 当努尔哈赤提出要“造字”时，两位大学者额尔德尼和噶盖当场就懵了，赶紧劝： “汗王啊，这可使不得。蒙古文大家学学不就会了嘛？这文字流传这么多年，不好改啊。” 他俩的潜台词是：造字？那是圣人干的活，咱哪会啊。 就在这时，努尔哈赤展现了他作为战略家的天才直觉。他没读过多少书，但他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他反驳道： “汉人说汉语、读汉字。蒙古人说蒙语、读蒙文。这都没问题。可咱们呢？说的是女真话，写的却是蒙古文。不懂蒙语的怎么办？这怎么能叫简单呢？”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堪称“土法炼钢”却又无比高明的方案。他没有学完颜希尹那样，看着汉字搞一套复杂的方块字。他的思路是：“借壳上市”。 他对额尔德尼两人说：“这事不难！咱们就把蒙古字母，拿来拼咱们的女真话！” 这一下，把两位大学者点醒了。 蒙古文是现成的拼音文字，而女真口语也是拼音化的。只要把蒙古字母的“形”，用来标注女真语言的“音”，问题不就解决了？ 额尔德尼和噶盖茅塞顿开，领命而去。很快，他们就按照努尔哈赤的“核心技术”，以蒙古字母为基础，创制了一套全新的拼音文字。 这就是“无圈点满文”，也就是“老满文”。 当然，这套“老满文”毕竟是赶工出来的，毛病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字母不够用，很多清辅音和浊辅音分不清，上下字形也常混淆。 读起来费劲，经常闹笑话。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传到了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手里。 1632年，他下令对老满文进行“技术升级”。他找来的“总工程师”，是一个叫达海的传奇人物。 达海是满洲的“巴克什”，精通汉、满、蒙三种语言。他年轻时因为和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女人搞暧昧，被判了死罪。但努尔哈赤实在太爱惜他的才华，最后只把那个女人杀了，把他幽禁了起来。 皇太极继位后，立刻把达海放出来，委以重任。 达海没有辜负皇太极。他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上了“圈”和“点”，以此来区分那些容易混淆的字母。他还规范了字形，增加了专门拼写外来语的字母。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圈点满文”，或称“新满文”。 这套文字系统，逻辑严谨，拼写精准，彻底完善了满文。达海也因此被后世满洲人尊为“圣人”。可惜，他因为常年翻译《孟子》、《三国志》等汉人典籍，积劳成疾，年仅38岁就去世了。 讽刺的是，当清朝入关，统治了汉地之后，这套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字，又开始重蹈“女真大字”的覆辙。到了清朝中后期，连清朝皇帝都更习惯用汉文批奏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