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地下党钱瑛撤退时不幸被捕。她为了不暴露身份，借口肚子疼要去上厕所，趁此机会，她把身上的一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刚丢完就看到敌人来催促她了。   那是一块蒙皮摔裂了一道缝的怀表，直到建国后很久，钱瑛才把它送给了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党员，淡淡地说了一句：“这表见过险事，能提醒你遇事别慌”此时没人知道，这块看似普通的旧表，曾在1933年的生死关头，差点要了她的命。   也救了整个鄂西片区几十位地下党同志的命，这不仅仅是一份定情信物，虽然这是丈夫谭寿林送给她的爱情见证，但在腥风血雨的地下斗争年代，它有着更致命的身份，特制的联络信物。   表壳内侧，隐秘地刻着一个极微小的“瑛”字，若此时撬开表盖的夹层，里面正藏着半张薄如蝉翼的卷烟纸，那上面用米汤写满的，是下一个接头地点的机密和人员名单，危机来得猝不及防。   那是1933年4月，因原上级周超英叛变，特务的罗网瞬间收紧，面对气势汹汹把守在巷口的敌人，任何一个细微的慌乱都意味着毁灭。当时，这块装着“惊雷”的怀表就在钱瑛身上，怎么办，敌人已经在逼近，手按在枪套上，眼神像狼一样扫视。   如果是普通人，哪怕手抖一下，或者眼神飘忽一秒，这场心理博弈就输了，但钱瑛不仅没有拔腿就跑，反而做出了一件让特务意想不到的事，她突然一脸痛苦地捂着肚子，死活赖在地上不走，甚至有些泼辣地冲着特务喊：“我肚子疼死了，必须先上个茅房”。   这种极度“接地气”甚至有些粗俗的求生反应，反倒让那一帮端着枪的男人愣住了，无奈之下，敌人只好让她去旁边的厕所，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催促着，这短短的几分钟，就是生死时速，钱瑛蹲下身的瞬间，手指虽在袖口微微发抖，但脑子却像冰块一样冷静。   她瞅准了厕所外的一处深草丛，手腕极速一抖，那块怀表无声地划过一道弧线，落入荒草深处，等到她神色如常地走出来时，双手空空，甚至连脸上那一抹痛苦的神色都装得惟妙惟肖，接下来的搜身堪称“掘地三尺”。   敌人把她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连衣角的缝隙都被捏遍了，甚至冲到她住的客栈，撬开了柜子，抠掉了墙皮，但他们一无所获，在南京国民党模范监狱昏暗的审讯室里，面对皮鞭和老虎凳，钱瑛给自己套上了一层坚不可摧的“面具”。   她一口咬定自己叫“彭友姑”就是一个从武汉来宜昌收布料货款的生意人，对什么“主义”、什么“名单”一问三不知，敌人软硬兼施折腾了几个月，无论怎么动大刑，面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的真话。   其实，那些特务若是去查查她的底细，或许会被吓一跳，这个“布商”骨子里的刚烈，早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显露无疑，作为咸宁出名的“才女”，当年为了反抗父母包办的婚事，她竟敢拿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以死相逼才换来了婚姻自由。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又怎么会怕严刑拷打，更何况，支撑她咬紧牙关的，还有一份深沉的血海深仇，就在两年前，她挚爱的丈夫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甚至他们爱情的结晶，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女儿，也被迫留在了遥远的莫斯科保育院。   家破人亡的痛楚，早已化作了她面对敌人时如钢铁般的沉默，因为始终找不到确凿证据，敌人最终只能以“嫌疑不足”为由，无可奈何地将她判刑后又不得不释放，重获自由的那天，钱瑛没有急着回家，也没有庆祝。   她趁着夜色，独自绕回了当年被捕地点的那个草丛，那是她和死神擦肩而过的地方，她在乱草堆里一寸一寸地摸索了半个多小时，指尖终于触碰到了那个熟悉的金属外壳，这道裂缝，钱瑛一直留着。   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要职的她对自己严苛到了极点，常有人劝她少操心，她总是摆摆手：“当年那条命是捡回来的，不是运气好，是无数同志在暗处撑着，我不能辜负他们”直到晚年整理旧物。   当看到这块怀表，她才向身边人透露，当年扔表的那一刻，她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若是被发现，便立刻咬舌自尽，绝不给组织留下半点隐患。 信息来源：根据《钱瑛同志生平史料》《武汉地下党斗争史（1927-1937）》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