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 日本外务省突然宣布了在华日本人最新统计。 这次给出的核心数字很直白：2024年在华日本人约9.75万人，比2012年的15.03万减少了约35%。中国在日本人海外居住目的地排行榜从第二降到第三，被澳大利亚超过。这条下滑曲线拉了整整十二年。 往回看，2012年前后是高点。那几年外资聚集、产业外移到中国的势头很猛，公开资料显示当时近八成日本企业在中国布局生产，派驻员工带着家属形成明显社区，比如上海古北、北京三里屯，都有稳定的日本人生活圈。 但随后成本开始上行，尤其是制造环节的用工费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显示，超过四成受访企业把“成本高、招工难”列为不优先投中国的主要原因。一些在广东做服装加工的企业把设备转去越南。据媒体报道，丰田还在印度投入约7亿美元建设生产线，准备把那边做成右舵车出口中心。 另一个现实是存量已满。头部企业在华项目多年铺开，新增空间有限。公开年报显示，东芝在中国拥有数十家企业，营收规模达到数百亿人民币量级，更多派驻并不能带来显著增量，企业转为本地化用人，这会直接压缩外派人数。 商业模式也在变化。很多企业从“在中国生产、全球销售”转向“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竞争随之加剧。伊藤洋华堂在北京从十多家门店收缩到只剩一家，成都的广场店也关了，企业披露2024财年在华亏损超过7300万元。伊势丹上海梅龙镇店停业，这些都是清晰信号。 无印良品这两年表面有开店动作，但也在持续关闭门店。北京世茂工三店、济南振华商厦店先后撤出，公告里的说法是“优化效率”。线下网点缩减意味着岗位减少，靠门店运营的日本籍员工自然随之离场，家庭跟着迁移，社区规模就会变小。 生活成本是压在家庭账本上的实打实的数。古北的租金在2013年出现过一年上涨约30%的情况，从每月9000元涨到1.3万元。后来企业报销比例下调，教育、交通、医疗叠加，长期驻在的负担明显上升。日本国内失业率常年在2.6%左右，回国找工作相对稳定，这会影响外派意愿。 目的地的排序也揭示了迁移方向。日本外务省这次统计显示，中国从第二降到第三，澳大利亚超过了中国。对外派人员来说，语言环境、教育资源、生活成本和岗位机会综合考量，目的地会随时间重新排列。 氛围管理也在企业的考虑清单里。2012年钓鱼岛事件后，民间情绪有波动。后来有日本政客发表涉台言论，驻华使馆曾发布安全提醒，建议结伴外出。企业为降低不确定性，调整派驻模式，减少家属随行，缩短轮岗周期，这些都会影响人数。 疫情是加速器。2022年，东风本田武汉工厂曾停产，五十铃重庆工厂也出现闭厂情况，人员无法正常工作，不少日本籍员工暂时回国。后续随着产能调整，有的岗位不再恢复，有的干脆留在本土继续任职，统计数自然往下走。 需要说明的是，公开渠道的分析普遍认为“全面撤资”的比例并不高，更多是结构性收缩：派驻减员、岗位本地化、家属撤离。这是一种慢变量的变化，每年都往下调一点，累积成今天的结果。 走在古北，能看到还在营业的日式餐馆，但街面上的日语减少，换上的新招牌以奶茶、咖啡、轻餐为主。这不是某一年的突然转向，而是成本、竞争、岗位安排和风险管理在十二年里不断叠加的呈现。 把目光放回这次统计本身，它记录的是人群的流动轨迹。企业根据成本和效率调整生产与销售布局，个人根据家庭账本和工作机会做出选择，数字随之变化，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链条。 数据还会更新，城市也在迭代。把事实看清，把节奏想透，就能读懂这条曲线背后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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