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并把它们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危害的重要任务。 在哈尔滨火车站的货运站台，出现了四个密封的铁罐，罐身上贴着“绝密”标签，里面装着20克来自苏联的蛔蒿种子。 这批种子的分配方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 分成四份，每份5克，派警卫员护送，分别送往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的国营农场试种。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卫生条件差得让人揪心。 农家肥直接浇菜，孩子们满地打滚不洗手，蛔虫卵顺着食物钻进肠道。 轻则肚子鼓胀，重则钻胆道、堵肠道，每年要人性命。 当时唯一的特效药“山道年”全靠苏联进口，价格贵不说，还动不动断供。 1952年，苏联专家带来消息，蛔蒿这种菊科植物能提取山道年，北极圈附近长得最好。 我国立刻启动“引种计划”，用紧缺的外汇换来20克种子。 这20克有多金贵？ 农业部的档案里写着：“相当于20克黄金，关乎下一代健康。” 试种选址颇费心思，呼和浩特代表北方草原气候，大同是黄土高原，西安属关中平原，潍坊地处黄河下游沙质土壤区。 四个地方横跨南北，就是要看看哪块地能伺候好这位“北极娇客”。 希望的火种，在三个农场相继熄灭。 呼和浩特种下5克种子，零下30度的严寒冻死了幼苗。 大同的黄土碱性太强，种子发了芽却长不出叶子。 西安的雨季太长，根茎全烂在地里。 消息传到北京，农业部连夜开会：“只剩潍坊那5克了，必须成！” 潍坊农场的技术员王振邦压力山大。 他蹲在试验田边，看着5克种子泡在温水里发芽，像照顾婴儿似的每天记录温度湿度。 蛔蒿这东西娇气得很，光照不足不长茎，雨水多了烂根，潍坊的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竟歪打正着模拟出了北极圈的环境。 1954年底，试验田终于抽出嫩绿的茎秆，开出黄色小花，试种成功了！ 可喜悦没持续多久，意外来了。 1955年夏天，潍坊连下40多天暴雨，试验田全被淹了。 王振邦疯了一样冲进雨里，抢收仅存的3株幼苗，连夜挖了口深井，把种子分装在三个玻璃瓶里，用蜡封好沉到井底。 他后来常说：“那是全国人民的命根子，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得保住。” 靠着深井里的种子，潍坊农场慢慢扩种。 到1960年，蛔蒿种植面积达到1.8万亩，成了全国唯一的原料基地。 有了原料，制药厂却犯了难。 最初的“山道年”是褐色药片，苦得小孩见了就哭，家长喂药像打仗。 转机来自一个“脑洞”。 有人提议：“咱把药做成糖不行吗？” 这想法在当时堪称“异想天开”，可试了几十次，还真成了。 师傅们把山道年粉末混进糖浆，倒进圆锥形的模具，撒上粉红、奶黄的色素，还压上波浪纹。 为了让孩子觉得“好玩”，取名“宝塔糖”。 宝塔糖一上市，立刻火遍全国。 孩子们把它当零食，明明没虫也喊肚子疼，就为骗一颗糖吃。 靠着宝塔糖，中国儿童的蛔虫感染率从80%降到10%以下。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1955年到1975年，宝塔糖累计拯救了至少两亿孩子的健康。 可宝塔糖的辉煌，没能持续太久。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来了，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谁还顾得上“打虫”？ 潍坊的蛔蒿没人收，堆在露天棚子里，一场大雨烂掉2000公斤。 更大的打击在1964年。 潍坊遭遇特大水灾，1.8万亩蛔蒿基地全被淹，眼看又要绝收。 幸亏当年王振邦留了后手，在深井里存了备用种子，才勉强保住几百亩。 可紧接着“特殊时期”来了，造反派把蛔蒿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砍，成熟的植株被拔光，农场工人偷偷藏起来的种子，也被搜出来烧毁。 等风波过去，蛔蒿种植面积锐减到不足千亩。 偏偏这时，科技突破了！ 1970年，国产“盐酸左旋咪唑”合成成功。 这种新药不用靠天吃饭，成本低、效果好，迅速取代了宝塔糖。 到1985年，蛔蒿彻底停种，宝塔糖退出市场，成了“时代的眼泪”。 更遗憾的是，当年存的种子因为长期存放失效，加上没人再种，蛔蒿在国内彻底绝种。 王振邦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说：“我对不起全国的孩子，没把蛔蒿保住……” 如今，超市里的驱虫药五花八门，宝塔糖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 可老人们提起它，还是会笑：“那糖真甜，甜了咱一代人。” 这颗糖的背后，是一部“靠天吃饭”的农业史，一部“从依赖到自主”的医药史，更是一部“为了孩子拼命”的民生史。 就像老话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有时候，我们以为“青山”永远在，却忘了“青山”也需要用心守护。 宝塔糖消失了，蛔蒿绝种了，但它们留下的“甜味”，永远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里。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记忆中的宝塔糖 河南疾控——消失的宝塔糖,80后的记忆,你吃过吗? 光明网——谢谢你们,呵护“少年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