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东北一女地下党被日军抓捕，因承受不住鬼子的酷刑，她大喊说：“太君，别打了，我全招！”鬼子得意忘形地说：“早知如此，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可最后，鬼子却后悔了…… 1939年，东北大地笼罩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抗日联军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田仲樵作为中共吉东省委委员和东北唯一的女县委书记，早年便投身革命洪流。她出生于1907年黑龙江穆棱县一个爱国家庭，父亲田秀山身为乡绅，却积极支持反帝活动，与母亲修玉麟共同担任地下哨兵，为革命者提供庇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24岁的田仲樵加入抗日救国会，次年经李范五介绍入党，从此以交通员身份活跃在敌占区。 她的工作充满风险，却也卓有成效。1932年，在吉东特委领导下，田仲樵开辟穆棱通往苏联的秘密交通线。这条线利用山林暗道和暗号标记，多次掩护中共中央高级干部如杨松、李范五等安全越境，避免日伪追捕。这样的通道不仅保存了党的力量，还为抗联输送情报和物资。田仲樵凭借泼辣性格和机敏伪装，化身为农妇、乞丐或贵妇，穿梭牡丹江、哈尔滨等地，联络巴彦游击队张甲洲、抗联四军李延禄、五军柴世荣等将领。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东北，她的任务往往涉及深入虎穴。1937年，周保中派她赴牡丹江开展城市抗日工作。她打入日军被服厂，吸收30多名工人入反日会，建立中共牡丹江党支部。同年4月，她组织纵火焚毁日军粮仓，烧掉近千吨军需物资，大火持续一天一夜，重创敌方补给。8月，她担任向导，为二路军和五路军设伏穆棱待马沟火车站，歼灭日伪300余人，炸毁火车，缴获100多匹战马。 田仲樵的贡献不止于破坏，她还注重群众基础。面对日伪“围剿”，她组织妇女工会和儿童团偷运布匹、棉衣、药品等物资，支持抗联部队。她的联络网连接南满杨靖宇、北满赵尚志，确保情报流通，避免孤立作战。作为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筹委会和军委委员，她见证了抗联从分散义勇军向统一武装的转变。这段时期，东北抗战比长征更艰苦，物资匮乏、严寒逼人，但田仲樵的坚持体现了普通党员的担当。 1938年，抗联进入极度困难阶段，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出卖名单，导致田仲樵首次入狱。她遭受鞭打和饥饿，却一口咬定普通身份，在党组织营救下脱险。这次经历让她警醒内部隐患，却未料更大背叛悄然逼近。1939年春，她化装乞丐执行护送任务时，再次被捕。这次抓捕源于丈夫荀玉坤的出卖。此人原为吉东省委委员，曾随抗联五军行动，后为伪警察局长职位投敌，将妻子的行踪全盘托出。 审讯室成了田仲樵的炼狱。日军用老虎凳压碎她的腿骨，灌辣椒水灼烧喉咙，烙铁烫出焦痕。她本可硬扛至死，但肩负连接周保中与延安的使命，硬挺只会断绝党的联络线。荀玉坤现身劝降，更刺痛她的心。他已携党费叛变，供出关书范部下，换取伪职。田仲樵冷静判断，决定借敌之手除奸。她假意屈服，声称知晓周保中藏身铁岭沟，愿带路抓捕。日军信以为真，松绑并提供热食。 机会转瞬即逝。送饭间隙，她用血写纸条塞给伪兵，称荀玉坤为双面间谍，与她合演苦肉计引敌进山。纸条被截获，日军本就猜忌汉奸，立即拷打荀玉坤。他无法自证清白，被拖至操场枪决。田仲樵隔窗闻枪响，泪落无声。这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是清除害群之马的必要举措。次日，她被押进小兴安岭“指路”。她故意绕陡滑山道，两天折腾得日军精疲力竭，冻伤崴脚无数。 第三天，她“迷路”停步，四周枪声骤起。抗联部队早通过她的地下交通员获知情报，设伏歼敌。田仲樵趁乱钻林逃脱，甩掉追兵。日军死伤过半，狼狈撤退，方知上当。这场“假招供”保全了联络线，也为抗联赢得喘息。田仲樵的智慧在于化被动为主动，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体现了地下党员的战略素养。 出狱后，她未停歇脚步。1941年，与延安特派员倪景阳接头时，再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牡丹江监狱。日军变本加厉，竹签钉指、电击神经，她腿骨多处断裂。面对绝境，她选择装疯卖傻，披头散发、喃喃胡语、穿和服示好。四年来，她守口如瓶，未泄一字机密。组织一度误会，但她以行动证明忠诚。1945年，日本投降，苏军炸开牢门救出她时，她双腿近瘫，精神恍惚。 获救后，田仲樵拖残躯徒步深山，寻觅抗联十军汪雅臣残部。这支200余人的队伍深居九十五顶子山五年，不知胜利消息。她一步一挪，沿暗道接应，将他们安全带至李兆麟指挥部。 解放后，田仲樵拒绝高位，入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任讲解员和资料员。她拄拐讲述抗战史实，向世人传递英雄精神。没有亲生子女，她收养17名烈士遗孤，用微薄工资供他们读书、参军、行医。孩子们视她如母，她以慈爱延续革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