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末的北京，风刮得紧。 中央下了令，天安门城楼要拆了重建——木结构老化得厉害，再不修怕出事。 杉篙搭的大棚把城楼裹得严严实实，帆布缝隙里漏进的光，在青石板上投下细长的影子，混着木头和桐油的味儿。 姚来泉攥着瓦刀站在脚手架下，五十出头的人，手上老茧比刨子还硬，他是木工组组长，盯着城楼正脊看了半天，那琉璃瓦在棚里闷得发乌。 拆房队进场那天是12月15号，天刚蒙蒙亮。 孙仁先带着图纸在下面喊尺寸，他是设计师，眼镜片上沾着灰，“柱子榫头得标清楚，原样复原，差一毫米都不行”。 工人们不敢怠慢，琉璃瓦一片一片往下揭，每块都用红漆编号，像给老伙计们排队点名。 拆到第七天，城楼骨架快空了，就剩正中那根金柱还戳在那儿，姚来泉抬头看，阳光总算能从棚顶照进来，正落在最高的那道脊上。 那天下午，他踩着梯子够正中的脊瓦。 老规矩，拆这种关键位置的瓦得慢，他戴着手套，指尖摸到瓦当边缘的龙纹，突然觉得底下不对劲——比别处厚了一块。 瓦刀轻轻一撬，整片瓦松了，下面露出个暗格，黑黢黢的，像城楼张着嘴。 姚来泉蹲在脚手架上，手里的瓦刀停在半空，脊瓦下那团暗金色的影子，比他经手过的任何木料纹理都要扎眼——那是个巴掌大的盒子，龙纹雕得深，刀工里带着明朝木匠的倔劲儿。 谁能想到，几百年前的工匠，会把五谷杂粮装进楠木盒，藏在最高的脊瓦下？ 旁边的小年轻要上手，被姚来泉拦住了。 “别动，”他嗓子有点哑，“这玩意儿得报告。” 帆布棚里一下子挤满了人，领导、专家、还有扛着工具的工人，姚来泉蹲在原地，手心的汗把油纸包洇湿了一小块。 “撬吧，”领导说，声音压得很低。 他找了把小起子，顺着盒缝慢慢别开——咔嗒一声，盒盖弹起来，一股土腥混着甜的味儿飘出来。 里面铺着红绸，早烂成了丝，金元宝压在角落，蒙着层灰，旁边是颗鸽子蛋大的红宝石，再往下，是一小捧朱砂，红得像刚滴的血。 最底下，是五彩粮：黄豆、高粱、黑豆、谷子、玉米，有的发了霉，长出白毛毛，有的还圆滚滚的，混着点碎成粉的东西。 姚来泉捏起一颗黑豆，壳上还留着点光泽，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听师傅说的，老辈子盖房，上梁时要撒五谷，说是“五谷丰登，楼基永固”。 这盒子里的，不就是这个理儿？古人把祈愿藏在瓦下，我们现在盖楼打地基放钢筋，不也是图个安稳？ 专家后来来看了，说这是明清的镇楼习俗，跟现在盖楼打地基放钢筋一个意思，都是图个安稳。 拆楼那几天，还挖出过七枚清代炮弹，铁壳锈得厉害，公安的人拉走时，姚来泉盯着炮弹上的凹痕想，这城楼几百年里，经了多少事儿啊？ 拆房只用了七天，快得像做梦，最后就剩那根金柱孤零零站着，孙仁先围着柱子转圈，铅笔在图纸上画了又画：“加抗震箍，得让它扛住九级地震。” 重建时热闹多了，新木料从云南运来，泡过防腐药水，闻着有点像药草；琉璃瓦烧了近十万片，堆在工棚外，太阳底下亮得晃眼。 姚来泉带着人铺瓦，还是按老法子，一块压一块，缝对缝，他总想起那个楠木盒——古人把祈愿藏在瓦下，他们呢？ 得让这楼更结实，能跑电梯，能通暖气，晚上亮灯时，金龙彩画能看得清清楚楚。 挂国徽那天风大，姚来泉站在最高的架子上，手里扯着绳子，眼睛盯着下面的中轴线，心里数着“左一点，再右一点”，直到国徽稳稳当当贴在正中间，他才发现手心又出汗了。 1970年4月7号，大棚拆了。 新城楼露出来，跟原来一模一样，青灰的瓦，红的柱，只是走近了摸，木头更硬，砖缝更齐。 宝盒里的东西上交了国库，原来的位置，换了块汉白玉石，刻着“1970年1-3月重建”，17厘米高，12厘米宽，厚3厘米，石面磨得光溜溜的。 姚来泉后来回了原单位，还干木工，刨木料时，偶尔会想起那颗黑豆；孙仁先的图纸收进了档案袋，上面的铅笔印子淡了，可新画的抗震结构图，线条还是挺清晰。 如今再看天安门的金顶，阳光洒在琉璃瓦上，没人会注意正脊下那块汉白玉。 风从瓦缝里过，带着木头的香，也带着点说不清的味道——那是明朝的楠木盒、清朝的炮弹、还有1970年新铺的琉璃瓦，混在一起的声儿。 就像姚来泉常跟徒弟说的：“盖楼不只是搭木头，是把过去的日子，稳稳当当地接到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