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大校在谈到要不要先开第一枪时表示：中国不能再沉迷于和平幻想，外部威胁已逼近家门，这时还争论谁先开火已无意义，如果世界能靠讲理解决争端，那还要军队做什么？战事绝不能在国土上爆发，必须把危险挡在国门之外！   戴旭大校关于“第一枪”的论断，本质上是对百年国耻与当代危局的清醒复盘。 历史证明，侵略者从不因“师出无名”而放下屠刀，1840年英军炮轰广州时，何曾在意过“道义”二字？晚清70年间签订的343个不平等条约，哪一个是因中国“未开第一枪”而幸免？   这种对“第一枪”的执念，根子是农耕文明的防御思维与近代屈辱史交织的后遗症。宋朝重文抑武，面对辽金铁骑始终纠结“衅自谁开”，最终崖山海战十万军民蹈海；晚清政府在大沽口炮台被轰塌后，仍在给列强发“勿开第一枪”的电报，换来的是圆明园的烈火。   戴旭尖锐指出，这种思维让中国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错失在天津塘沽拦截联军登陆的战机，任由侵略者直扑北京。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在于，当对手的导弹进入倒计时，当航母战斗群逼近领海基线，“谁先开枪”的法律定义，远不如“谁能把敌人阻止在国门之外”的军事现实重要。   中国军队的观念蜕变，恰恰印证了戴旭的判断。2016年南海对峙，美军双航母战斗群抵近黄岩岛，中国三大舰队主力前出，火箭军导弹阵地同步激活。   这不是简单的兵力对峙，而是“将战场预设在国门之外”的战略觉醒——与其等敌人在近海展开攻击，不如在战略纵深外构建防御圈。   这种转变，源自对1996年台海危机的痛彻反思：当美国航母开进台湾海峡时，中国海军连远程反舰导弹都捉襟见肘，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手耀武扬威。   2025年的福建舰海试，076型两栖攻击舰的电磁弹射器，歼-20B挂载的PL-21超远程空空导弹，这些装备不是为本土防御准备的。   戴旭在《C形包围》中预言的“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正在成为现实——南海岛礁的机场群，足以覆盖第二岛链；火箭军的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让关岛基地不再安全；无人机蜂群在台海空域的常态化巡航，实质是对“第一枪”的降维打击。   当解放军的无人机率先瘫痪敌方雷达阵地，当电磁脉冲弹摧毁对手的指挥系统，这种“非对称的先手”，比传统意义上的“第一枪”更具战略价值。   有人担心“先开火”会陷入舆论被动，看看俄乌冲突的现实：即使俄罗斯拿出乌军炮击顿巴斯的证据，西方仍将“侵略者”的帽子扣在头上。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从来依附于实力。   1950年中国志愿军入朝时，西方媒体嘲笑“拿着步枪的农民军”，但上甘岭战役后，《纽约时报》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已成为可怕的对手”。   戴旭反复强调的“打疼对手”，本质是用军事胜利改写舆论叙事——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17天突进谅山，迫使越南从此放弃“中南半岛霸主”幻想，这种战术上的“先手”，恰恰换来了40年南疆和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战争潜力，2024年中国钢产量10.6亿吨，相当于美国的11倍，这种产能转化为军舰“下饺子”的速度：2023年下水的驱逐舰吨位，超过整个英国海军现役总量。   旭在2019年预言的“全球无人敢战”，底气源于福建舰搭载的电磁弹射无人机群，源于珠海航展上亮相的“忠诚僚机”作战体系。   这些装备不是用来打本土防御战的，而是要在西太平洋构建“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让任何侵略者明白：突破中国的海上防线，代价将远超1950年的鸭绿江。   回到台海问题，戴旭的逻辑尤为清晰：当台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将台湾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当美军侦察机每天抵近大陆200公里侦察，这种“准战争状态”下的“第一枪”，早已超越了单发子弹的物理意义。   2024年解放军环台军演，首次实现对台岛全向封控，这种军事压迫本身，就是对“第一枪”的战略消解——真正的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战于敌国未至之时。   从1840到2025，中国军队用185年完成从“被动接战”到“主动塑造”的蜕变。戴旭的警示，不是鼓吹好战，而是戳破“和平幻想”的泡沫：当关岛的B-21轰炸机开始模拟对大陆目标的突袭，当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中国军人必须清醒认识到：国境线不是橡皮筋，退让换不来尊重，能战方能止战。   这不是否定“师出有名”的传统，而是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现实中，为14亿人筑牢安全底线——毕竟，1953年板门店的签字笔，比1901年《辛丑条约》的毛笔，重得多，也硬气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