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看到个消息，避孕用品免税政策将在2026年取消的消息引发广泛讨论。 这项已实施30年的政策终止后，相关产品将按13%的税率征税，成本上涨大概率会传导至终端售价，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支出增加。 不少人将这一调整与催生关联，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方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当前年轻人生育意愿偏低，核心原因并非避孕成本过低，而是育儿过程中的多重压力。 育娲人口研究数据显示，我国0-17岁儿童平均养育成本接近50万元，若供至本科毕业，总花费将超过60万元。从婴幼儿时期的奶粉、辅食，到成长阶段的教育开支、兴趣培养，再到住房改善等刚性需求，每一项都构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除了经济压力，托育资源短缺也是突出问题。目前国内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不足8%，大量家庭面临“带娃难”的困境。许多职场父母不得不牺牲职业发展照顾孩子，或是在工作与家庭之间艰难平衡，这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积极性。 鼓励生育的关键，在于切实解决家庭的实际顾虑。比如提高普惠性育儿补贴标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扩大普惠托育机构覆盖面，让家长无后顾之忧；完善带薪育儿假制度，保障家长的陪伴时间。 避孕用品作为民生刚需，其价格调整应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承受能力。若仅通过提高这类产品成本来引导生育，不仅难以触动核心矛盾，还可能给部分低收入群体带来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