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著名青楼女子杨翠喜的一张老照片，相貌简直是天仙级别，曾令许多王公贵族竞相追逐，而且她还是弘一法师的初恋情人。 晚清北方很多村子荒得见底，赋税照催不误，不少人撑不住，只能把孩子卖给牙婆。 天津后来有名的那位青楼女子，原本只是其中一个瘦小的姑娘，乡下人叫她“陈二妞”。 她被牙婆领进城，卖给一户姓杨的乐户。 新爹新娘给她改名“杨翠喜”，图个好彩头，其实清楚，这个孩子日后要靠唱和演糊口。 乐户讲究童子功，她天不亮就得压腿吊嗓，唱错一句就重来一遍。嗓子沙了再养，脚背肿了再压，年头积下来，身段挺拔，嗓音也练得透亮。 到十四五岁，她登台唱戏，灯一照，人一站，眼睛一抬，堂里说话声就慢慢落下去。 唱到高处，嗓子挂在梁上似的，曲子一收，折扇合上，掌声跟着砸上来，前排座位总是被抢得满满。 名气越传越大，市井里就有人说，这样的女子，迟早有人砸重金赎走。 话传着传着，传进了权贵耳朵。 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经过天津，进园听戏，别人还在品茶，他的目光已经牢牢锁在台上那张脸上。 真正看准这一桩买卖的是段芝贵。 此人常在袁世凯身边伺候，知道拉拢宗室能为将来铺路。 听说载振心动，他就去找杨家的养父养母，把银票摊在桌上。一万二千两白银，数字吓人，小官几辈子俸禄都堆不出这么一堆。屋里静了一会，夫妻俩看着钱，又看着养大的姑娘，那点不舍被现实压了下去，卖身契签掉，人跟着车进了王府。 戏园里只剩一句传闻，说那位名伎被小王爷接走了。 李叔同出身天津望族，自幼习礼读书，多才多艺，朋友给他起外号叫“多艺李兄”，按规矩该走读书入仕那条路。 偏偏他对戏园上了心，初见杨翠喜，只觉唱得好听，再去几回，发现她记词快，还能听懂曲子里的门道。 演出散场，他提着灯笼送她回去，路上说戏说词，她记在心上，后台试一试，唱顺了，就冲着他常坐的方向多看一眼。 来往一多，两人之间的话越来越密，眼神一接，旁人也看得出味道来。 天津嘴快的人不少，很快就有了“李家公子搬床过去”的说法。 这一句飘回李府，长辈脸上挂不住。家里震怒，认定“门风要坏”，李母装病，要去上海看大夫，把儿子带走。 人一走，戏还在唱，只是台上再看不见那双对视的眼睛。 他在上海拖着日子，天津这头局势已经翻面。 段芝贵的银子砸出去，载振如愿纳妾，他自己也连升几级。有不平之人把此事写进奏章，“皇族为一青楼女子疯狂”“出银一万二千两赎妓献王府”这些字句被写得分外扎眼。 奏折递到慈禧案头，她看了自然怒火中烧：外头强国逼着赔款，内里起义久压不下，朝里这些宗室重臣居然忙着赎妓。 震怒落到纸上，就有了结果。段芝贵被撤职，庆亲王为保住根基，主动请旨，把儿子载振的职务也交出去。 杨翠喜被从王府“退货”，转送给天津盐商巨富王益孙，换了一处院子住，换不了自己命运的路。 这一连串折腾，后来被人合在一起叫作“杨翠喜案”。 邓之诚写文评论，说杨翠喜本是寻常巷陌间的女子，并没有什么倾国容貌，只是碰上这个乱世，当了时代的靶心，名字挂上弹章，流在万众口里。 那句“衰世乏才，乘时擅权者，率不能高于此辈”，把当时那些翻云覆雨的权要讽得很透。 街坊坊间爱把这些故事往“红颜祸水”“英雄难过美人关”上扯，听着热闹。 祸从哪来，多半不是从女子这张脸上来的，而是从一群握着兵权财权的男人心里长出来的贪念，青楼女子常常只是替腐败和荒唐背锅。 李叔同的人生，也被这一段情打了个弯。 他后来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做过教师编辑。母亲病逝之后，亲情和旧事缠成一团，他索性做了个决定，剃度出家。 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年自称“晚晴老人”。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他在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的“晚晴室”圆寂，那根据说他出生那天喜雀衔来的松枝，也一直跟着他。 关于他为什么走进佛门，坊间说法很多。 有的把账全算到杨翠喜身上，说是情关难过，人只好遁入空门；有的提到他从小在佛教气里长大，又对世道看得太清。 两边的说法拧在一起，比哪一种单拎出来都更像回事。 乌黑齐刘海的那张上色老照片，到现在还在流传。 她手里握着折扇，脸上没什么夸张表情，只是略略侧着头，眼睛里透出一点亮光。 有人看了就夸一句“天仙一样”，有人说一眼看过去，难免多瞥两眼。 一个从乡下被卖进乐户，唱成名妓，又被抛进权势漩涡；一个从书房走上讲坛，再走进禅房。 她的嗓子和容貌，被折算成银两，被写进奏折；他的才情和那股较真劲儿，卡在旧制度和新潮流之间。 讲故事的人爱说“才子佳人”，爱说“美人误人”，说得起劲，其实若肯多想一步，大概也会明白，误人的多半不是歌伎，也不是情爱，是那一整副摇摇欲坠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