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的，就是没有吃饱过。”   1976年6月21日，90岁的朱德老总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他顶着医生的劝阻，坚持去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   这场会面仅持续了短短半小时，可回到住处后，朱德便感到体力不支。6月23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胸闷、呼吸困难的症状愈发明显。   两天后，由苏振华任组长的医疗组紧急会诊，确诊他不仅有二十余年的糖尿病史，还并发了心脏衰竭、肾功能损伤和胃肠炎，建议立即住院治疗。   6月26日，朱德住进北京医院，谁也没想到，这里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站。   即便卧病在床，朱德的心始终牵挂着国事，听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前来探望，他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颤抖着握住对方的手，吃力地反复叮嘱：“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   他的病房里没有空调，盛夏时节门窗全开仍闷热难耐。工作人员想为他调换一间条件更好的病房，却被他坚决拒绝：“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医疗组为他制定了针对性方案，使用卡那霉素控制感染，可这药对肾脏有损伤，用药后他的排尿量大幅减少，有时输液1000-2000毫升，排尿仅200毫升。   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抱怨，始终积极配合治疗，反对任何过度医疗。   7月2日，朱德的病情转入危重，长时间说不出话，4日，他挥手招来女儿朱敏，嘴唇微动却发不出声音。   1976年7月6日15时01分，朱德因感冒引发的多器官并发症与世长辞，享年90岁。   他临终前握着妻子康克清的手，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的，就是没有吃饱过。”   康克清温柔地安慰：“等你病好了，让你吃个够！”朱德不再说话，他知道自己已经好不了了。   他出生于四川仪陇的贫苦农家，少年时常常忍饥挨饿，投身革命后，长征路上吃草根、啃树皮，抗战时期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粗茶淡饭早已成为常态。   当时挨饿的时候也不少，自己却也毫不在意。   长征期间，他作为总司令，曾经和总政委张国焘组成总司令部，协同北上，但后来的事，大家也知道，张国焘胁迫朱老总南下，朱老总不肯，于是张国焘便断了他的粮，还将他软禁起来。   康克清当时正从事妇女运动，好不容易得了闲，借着妻子这层特殊关系，总算见到了丈夫，得知丈夫断炊，便哭了起来。   朱老总宽慰她说：“长征几天不吃饭也是常事，这才少吃多少？”   后来康克清跑去红五军团找到董振堂，问他要了几袋粮食，才没让丈夫继续断炊。   饮食方面，他完全遵从糖尿病食谱，每周一次乳鸽、两次海参、三次鱼，半个月才吃一次甲鱼，都是医生团队为他定制的科学膳食。   他还会适量服用人参调理，但从拒绝珍稀补品。一次接待活动中，工作人员准备了燕窝，他当即拒绝，还让康克清去查询售价，严肃批评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国家还不富裕，要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简朴与节约贯穿了朱德的一生，他总说“粗茶淡饭最相宜”，和家人、厨师三人每月的伙食费仅40元，与普通县乡干部持平。   三餐通常是“三小盆菜、一碗汤、一碗高粱米饭”，高粱米是他最爱的粗粮，餐桌上总少不了自制泡菜，这既是家乡习惯，也是他的生活本色。   他尤其喜欢蹄筋，觉得“好东西加工一下就是一顿美餐”，青蚕豆焖饭、炒香椿、豌豆尖等家常菜，更是他常点名要的菜色。   他对食材的珍惜到了极致，不让厨师浪费一丁点，哪怕一根菜梗也要充分利用。   身边工作人员常说，朱老总从不让人准备特殊饭菜，也从不要求任何优待，他的节俭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深入骨髓的习惯。   除了生活上的简朴，朱德对家人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他曾对康克清交代：“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们的晚辈。   如果将来他们思想上染上恶习，经多方教育仍不肯悔改，你就同他们脱离亲属关系，免得他们打着我的招牌做坏事。”   他还特意叮嘱，自己积攒的2万元钱要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组织，一分也不留给子女。   去世后，康克清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亲笔写下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字迹苍劲有力，这不仅是他一生的写照，更是对后人的最后叮嘱。   那2万元党费，是他对党的赤诚；那句“没吃饱过”的玩笑，是他对简朴一生的坦然；而临终前牵挂的生产与革命，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最深沉的热爱。   朱德的最后岁月，是一曲无怨无悔的生命绝唱。他用一生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用简朴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本色，用坚守书写了“革命到底”的忠诚。   如今，每当回望那段历史，这位开国元勋的形象便愈发清晰——他是战功赫赫的元帅，更是勤俭节约的普通人；是心系家国的领袖，更是严以律己的革命者。他的精神如同明灯，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 参考信源： 朱德临终遗言，感到最遗憾的是什么？ 2020-03-16 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