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儿子吸毒，所以呼吁前科封存？本人回应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网络上的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连“儿子有眼，连“儿子名字”都编得具体，一会儿是“朱卓拉”涉嫌容留他人吸毒，一会儿又变成“朱卓佳”涉毒，甚至夸张到说他全家都沾毒，核心质疑就一个：他呼吁前科封存，就是为了给自家涉毒的孩子铺路。但这些全是无稽之谈。 12月1日，朱征夫直接正面回应了这些谣言，语气坚定又气愤。他根本不是网传的“武大法学教授”，而是浩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一名资深律师。更关键的是，他从来没有这两个名字的儿子，家人也从未涉毒，更没有受过任何刑事处罚。面对这些恶意诋毁，他没选择忍气吞声，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还委托律师提起了侵权民事诉讼，要追究造谣者的责任。换谁遇到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都会气愤——自己坚持多年的立法建议，居然被硬生生和编造的家事捆绑，变成了“私心作祟”的攻击点。 很多人不知道，朱征夫呼吁建立轻罪前科相关制度，可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家人”。从2020年开始，他先是作为政协委员，后来转为全国人大代表，连续五年坚持提交相关提案或议案。最初他建议的是“前科消灭制度”，核心是让那些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等轻罪或过失犯罪的人，在刑罚执行完毕且一定期限内无再犯的情况下，能注销犯罪记录，不用再终身背负“罪犯”标签。直到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份坚持才终于有了政策回响，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是把治安违法记录封存落到了实处，明年1月1日就将正式实施。 这份制度的出台，背后是无数轻微违法者的真实困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到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平均每年查处治安案件807万起，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800多万人会留下治安违法记录。这些记录里，很多是小额盗窃、推搡打架、偶尔吸食少量毒品这类轻微违法，可一旦留下记录，就可能终身受限——就业被拒、贷款困难、子女入学受影响，甚至像云南的刀某那样，15年前被误录为吸毒人员，哪怕派出所开了无吸毒证明，退伍后出行、住宿还是频繁被盘问，多次申请删除错误信息都无果，直到检察机关介入才得以纠正。还有王先生，2008年应征入伍时发现自己被登记为吸毒人员，可2000年登记的“吸毒起始时间”，他才10岁，根本不可能吸毒，原来是身份信息被同名者冒用。这些案例都说明，不分轻重的“终身标签”，有时会变成压垮人的重担。 但公众的担忧也能理解：吸毒记录都封存了，会不会让吸毒者“隐身”，威胁公共安全？其实大家想多了。新规里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针对的是“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比如偶尔吸食少量毒品被行政拘留的情况，核心是“限制公开与常规查询”，记录并没有被删除，还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统。如果是走私、贩卖毒品这种犯罪行为，根本不适用这个规则，还是会被纳入刑事犯罪记录严格管理。而且公安机关对吸毒人员的“动态管控”并没有取消，会定期回访、检测，关键岗位的准入也有保障——幼师、保安、网约车司机等职业，用人单位可以依法查询应聘者的吸毒记录，封存并不影响法定监管。 真正该反思的，是网络谣言的破坏力，以及我们对陌生制度的本能质疑。朱征夫的建议，本质上是为了平衡“惩戒”与“回归”。一个人犯了错，接受了法律的处罚，就该有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现在的制度不是纵容错误，而是拒绝“一次犯错、终身受罚”的极端化标签——轻罪和重罪的后果本该有区别，不能让一个人因为年轻时的一次冲动，就被社会彻底抛弃，甚至牵连家人就业、入学，这既不符合罪责自负的原则，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可为什么这样一份彰显法治文明进步的制度，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谣言混淆了视听，把“公共政策”和“个人私心”强行绑定，让理性讨论变成了情绪攻击。我们可以质疑制度的细节，可以担心执行中的漏洞，但不能被谣言带偏，用编造的故事否定一项兼顾公平与温度的立法尝试。 法治的进步，从来都是在平衡中前行。既要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也要给迷途知返者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治安违法记录封存不是“保护坏人”，而是给每个普通人一个容错空间——谁都可能犯错，犯错后能被公正对待、有机会改正，才是社会成熟的标志。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