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一个快70岁的老将军，开国上将，中央派人去他家，小心翼翼地，准备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噩耗：他儿子，没了。 那天的天色灰蒙蒙的，北京胡同里的老槐树叶子落得差不多了。来的是两位穿着中山装的同志，手里拎着公文包，脚步轻得几乎听不见。院门虚掩着，他们站在门口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先抬手敲门。这事儿太难开口了，比打仗时候传达最艰巨的任务还难。 老将军正在院里浇花。退休这些年，他就爱侍弄这些花花草草。手里的喷壶还是儿子前年从外地带回来的，绿色铁皮的那种，用得边角都磨白了。听见门外有动静，他头也没抬：“进来吧，门没锁。”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带着战场上练出来的那股劲儿。 两人走进院子，站在那儿没动。老将军这才转过身，看见他们的表情，手里的喷壶慢慢放下了。他什么也没问，指了指院里的石凳：“坐。”自己先坐下了，腰板挺得笔直，像当年在指挥所里一样。 其中一位同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双手递过去。信封没有封口，老将军抽出信纸，就那么看着。时间好像忽然停住了，只有头顶飞过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的，全然不知人间的悲喜。 信上的字不多，他看了很久很久。然后轻轻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放在石桌上。他的手指在信封上按了按，好像要确认什么似的。“什么时候的事？”声音平静得让人心头发紧。 “前天……在试验场。突发事故，没救过来。” 老将军点点头，目光移到那盆刚浇了一半的月季上。儿子最喜欢月季，说这花皮实，给点水土就能活，开起花来一片一片的，热闹。去年春天，儿子还笑着说等这次任务结束，要陪他去西山看新培育的月季品种。 屋子里，老伴儿大概察觉了什么，掀开帘子走出来。看见院子里这阵势，她手里拿着的毛线团掉在了地上，轱辘辘滚到老将军脚边。老将军弯腰捡起来，拍了拍灰，起身走到老伴面前，把毛线团放进她手里，握了握她的手。就那么一个动作，老太太的眼泪唰地下来了。她没出声，咬着嘴唇，肩膀轻轻抖着。 两位同志站起来，想说些什么安慰的话。老将军摆摆手：“你们回去吧，辛苦了。”他送他们到院门口，站在那儿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胡同拐角，才慢慢关上门。 那天晚上，老将军的书房灯一直亮着。书桌上摆着几张照片，有穿着军装的全家福，也有儿子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的黑白照。他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里面夹着一片干枯的枫叶，那是儿子上小学时送给他的“礼物”。本子上记满了东西，战役部署、会议要点，最后一页空着。他拿起钢笔，犹豫了很久，最终什么也没写，只是把儿子的那张单人照小心翼翼地夹了进去。 深夜里，老伴儿推开书房门，端着一杯热茶。她看见丈夫坐在椅子上，腰还是笔直的，眼睛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她把茶放在桌上，手搭在他肩上。老将军拍了拍她的手背：“我没事。就是想起他小时候，总嚷着要骑马马肩，我说等打完仗，等和平了，一定让他骑个够。后来真和平了，他又长大了，不好意思骑了。” 声音有点哑，但没掉泪。那一代人，眼泪早就流在战场上了，流在失去的战友身上了，流在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里了。如今轮到自己的儿子，反而流不出来了。不是不痛，是那种痛已经深到骨子里，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第二天清晨，老将军照常起床，在院子里打了一套拳。浇花的时候，给儿子最喜欢的那盆月季多浇了些水。早饭时，他给老伴夹了个馒头：“多吃点，身体不能垮。”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又好像一切都不同了。 街坊邻居后来都说，那之后老将军走路时腰板还是挺直的，但速度慢了些。他还是每天看报、浇花、散步，只是有时候会在胡同口站一会儿，望着远处，像是在等什么人。他从不和人提起儿子的事，有人问起，只说“在外地工作，忙”。只有老伴知道，他夜里偶尔会醒来，轻轻叹一口气，然后睁着眼睛到天亮。 有些悲伤是喊出来的，有些悲伤是沉默的。 老将军那辈人，见证了太多生死，送走了太多战友。他们把国家从战火中扛了过来，建设了起来，最后连自己的骨肉也要献出去。你说他们心里不明白吗？他们太明白了。可明白了又能怎样？日子总得继续，花还得开，国家还得向前走。他们的坚强，不是不怕痛，而是知道痛也得忍着，因为身后还有需要守护的东西，还有未完成的事业。 这种“父辈的沉默”，今天很多人可能已经无法理解了。我们习惯表达，习惯宣泄，习惯把每一种情绪都摆在明面上。这当然没有错。但那个年代的人，他们的情感是向内的，是沉重的，是把个人伤痛埋进土里、让它在黑暗中生根发芽却不许它破土而出的坚韧。这种坚韧塑造了一个时代，也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既敬佩又心酸。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