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员王同兴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说着接头暗号，邀请王同兴去开会，可到了半路，他却发现，这两人竟是特务！ 当时河南濮阳正被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进行得正凶。 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不少叛徒为了活命，把党的联络暗号和党员名单都供了出去。 那会儿地下工作者出门都得提着心，谁也不知道身边哪个“自己人”会突然翻脸。 王同兴本来觉得这事挺正常，对方不仅说出了“天快亮了，麦子该割了”的接头暗号，还说是省委特派员，要去大名县开紧急会议重建县委机关。 这种时候能重建组织，换谁都会动心。 他没多想就带着两人去找县委书记陈仰贤和委员宋同发，一路上三人有说有笑，压根没怀疑这是个陷阱。 另一边，直南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正按计划到南乐县检查工作。 他先去了王同兴家，老人说儿子去大名开会了；又去宋同发和陈仰贤家，得到的回答一模一样。 这下他心里咯噔一下，按规定这种紧急会议必须提前三天发密信通知，哪有突然派人来叫的道理？更何况三个人说辞分毫不差，这也太反常了。 王从吾没敢耽搁，他知道这时候每分每秒都可能决定同志的生死。 本来想先联系游击小组，但后来发现时间根本来不及，只能自己先追上去。 他脱下长衫换上短褂，挑着个货郎担就上了路，装作走街串巷的生意人。 那会儿南乐到大名就一条官道，两边都是农田，想藏人都难。 走了大概两个时辰，王从吾在北关镇村口看见了那伙人。 他假装问路凑过去，趁特务不注意，冲陈仰贤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太阳穴，这是“有危险”的暗号。 陈仰贤心里一惊，再看那两人腰间鼓鼓囊囊的，明显藏着枪，这才明白过来是中了圈套。 特务见王从吾是个“货郎”，也没太在意。 高个子还掏出张印着模糊印章的纸，说是省委文件。 王从吾假装不识字，瞎扯了几句就要走，临走时故意说“前面茶水店的井水甜，几位不渴吗？”陈仰贤立刻接话，说正好要歇脚，拉着另外两人就往店里走。 进了茶水店，王从吾趁倒水的时候把茶杯倒扣在桌上，这是紧急撤离的信号。 陈仰贤心领神会，借口三人要去茅房。 特务大概觉得人跑不了，竟然没跟着。 四人一出后门就钻进玉米地，顺着垄沟往不同方向跑。 街上人多眼杂，特务追了几步就找不着人了，只能骂骂咧咧地收队。 后来才知道，那两个特务是国民党省党部派来的，早就买通了南乐县一个叛变的交通员，连接头暗号都摸得一清二楚。 要不是王从吾够警觉，陈仰贤他们三个怕是真要出事。 那会儿地下工作就是这样，前一秒还以为是同志，后一秒可能就成了敌人。 这事之后，直南特委赶紧改了规矩，暗号每周一换，上级来人必须带密写文件，还得有第三人证明。 王从吾常说，地下工作就得“心细如发，胆大于身”，一点疏忽都可能掉脑袋。 陈仰贤后来成了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政委，宋同发解放南乐时立了大功，要是那次真被抓了，这段历史可能就得重写。 如今再看这段往事，最让人感慨的还是那些革命者的警觉和默契。 没有对讲机，没有手机，全靠眼神和暗号传递信息，却能在生死关头配合得丝毫不差。 这背后哪是什么运气，都是拿无数教训换来的经验。 现在的我们，怕是很难想象那种在刀尖上讨生活的日子，但正是这些人的谨慎和勇敢，才让更多人看到了后来的“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