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革命的女同志中，曾志和一般人不一样。 1928年的井冈山，革命形势异常严峻，曾志随丈夫蔡协民来到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本来想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后来发现毛泽东一点没有领导人的架子，反而用金屋藏娇这样幽默的话来缓解初次见面的尴尬。 也就是在这一年，她认识了贺子珍，两个年纪相仿的女革命者很快成了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曾志在心里悄悄把毛泽东当成了姐夫，这种双重身份让他们之间的交往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亲近感。 1929年11月，毛泽东要率部前往江西，临走前把怀孕的贺子珍托付给曾志照顾。 曾志当时还以为要放下手头工作专门去护理，心里有点犯嘀咕，后来毛泽东解释说就是关心式照顾，不用专门脱产，她才欣然接受。 这件事看起来不大，却实实在在体现了毛泽东对曾志的绝对信任，在那个年代，能把自己怀孕的妻子托付给别人，这份信任可不是随便就能给的。 1932年4月在福建漳州，曾志又见到了毛泽东，让她没想到的是，三年前自己送的那双黑线袜子，毛泽东居然还穿着，而且已经两次更换过袜底。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苏区，一件生活用品用这么久并不奇怪，但亲眼看到自己送的东西被如此珍视，还是让曾志心里很受触动。 这件小事也让她更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身上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融入日常的习惯。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后，曾志没有跟着大部队走，而是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 那段日子过得异常艰难，1934年5月她的丈夫蔡协民被叛徒出卖牺牲，后来在厦门开展地下工作时，她和陶铸以夫妻名义合作，慢慢产生感情结为革命伴侣。 直到1939年12月，她才辗转来到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 当时她一时高兴，直接踮着脚绕到毛泽东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还顺口喊了声老毛，现在想想这个举动确实有点冒失，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更能看出他们之间那种不一般的亲近关系。 1954年9月，曾志作为广州市人大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间隙她专门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探望毛泽东。 一进屋子她就发现，毛泽东的住处简直就是个书的世界，办公桌上、书架上、窗台上甚至床上都堆满了书。 两人聊起读书的话题，曾志问他一天看多少书，毛泽东说自己要看200多种报刊杂志，不过都是有选择地看。 当曾志担心他看书太累时，毛泽东却说换着书看就是休息，这种独特的休息哲学让曾志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毛泽东还邀请曾志去怀仁堂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志对那些缠绵的剧情有点不太适应，忍不住笑出声来，毛泽东虽然有点不满，但也没说什么，这种小插曲反而让这段交往显得更真实。 如此看来，曾志与毛泽东的交往确实跨越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到中南海的和平建设，他们之间既有同志间的革命信任，又有着超越普通同志的亲情般温暖。 这些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真实的生活侧面，也让我们对那个年代的人际关系与精神世界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毫无疑问，这样的革命情谊在今天看来依然珍贵，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友谊可以在艰苦岁月中沉淀，在时代变迁中保持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