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1岁的阎锡山，娶了14岁的小妾，洞房之夜，阎锡山对小妾说：“你躺下吧，你只负责传宗接代，我不会喜欢你的，我只爱我的原配夫人！”事后，他便溜进了徐竹青的房间。 1914年的冬天，山西太原城的阎府深院里，发生了一场极为特殊的婚礼。这场仪式没有任何属于喜事的红火与喧嚣，甚至连那时候寻常人家娶妻必备的锣鼓喧天都被刻意抹去了。坐在床边的新娘是个还没长开的14岁大同姑娘，而她的丈夫，是已经掌控一方军政大权、三十一岁的阎锡山。 这一晚，没有新人间的羞涩与温存，等待这个女孩的只有一道冰冷的“指令”。阎锡山并没有把她当成妻子看待，甚至懒得在这个小姑娘身上铺垫半点感情，直截了当摊了牌：娶你进来，就是为了给阎家传宗接代，除此之外，别想要半分感情，因为我的心里只有原配徐竹青。 说完这些话，他仿佛刚完成了一桩公务交接，转身就离开了洞房，径直回到了原配夫人的屋里过夜。 这不仅是一场婚姻，更像是一场残酷的“器官租赁”。阎锡山与大他六岁的原配徐竹青感情极深，早年阎家背负巨债，是徐竹青拆了陪嫁被面，熬红了眼缝鞋底才帮丈夫度过难关。可“无后”在这个封建家族是无法饶恕的罪过，为了所谓的家族香火，也为了保全原配的正室地位，他们选中了这个只有14岁的女孩。 女孩的自我被彻底抹去了。进了阎家门，她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连姓名都被强行修改，冠上了原配的“徐”姓，改名徐兰森，对外宣称是徐竹青的本家堂妹。按照阎父定下的严苛家规，徐兰森仅仅是一个行走的生育工具。 在之后的十二年里，这个拥有生育机能的“机器”运转良好，先后生下了五男一女。可每当孩子呱呱坠地，甚至还没来得及记住母亲的味道，就被立刻抱去徐竹青的房里。在这个大院里，孩子们唯一的合法母亲是徐竹青，而那个怀胎十月的亲生母亲，只能被称作“姨”。 徐兰森不仅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楚，平日里还得毕恭毕敬地伺候原配，早起梳头、跪地请安，哪怕是长子夭折，她躲在佛堂哭肿了眼，阎锡山也只是在一旁忙着给徐竹青挑选安抚心情的翡翠镯子，吝啬到不愿给她哪怕一句安慰。 然而，原本坚不可摧的封建秩序，却在乱世的动荡中被撕开了一道口子。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兵败，不得不逃往大连避祸。这一次，为了让留在老家的父母有人照料，他留下了徐竹青，只带走了需要照顾年幼子女的徐兰森。 大连的避难生活，剥离了军阀府邸那层厚重的礼教外壳，却意外地让这个畸形的家庭长出了一点“人味儿”。没有了森严的规矩，日子变得具体而琐碎，徐兰森亲自洗衣做饭，孩子们生病时，她彻夜守候。 在这个简陋的落脚点，阎锡山也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都督，孩子发烧时，他也开始挽起袖子帮忙烧水递毛巾。在那盏昏黄的灯光下，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脱口喊出了“妈”，而阎锡山默许了这一切。对于徐兰森来说，这是她人生中极其短暂、却最像“妻子”和“母亲”的时光。 可这种由人性本能构建的温情，终究敌不过回到山西后的现实反噬。1932年，重掌权柄的阎锡山带着妻儿返晋。习惯了在大连生活模式的孩子们，在一次饭桌上顺口冲着徐兰森喊了声“娘”。这看似平凡无奇的一个字，如同一把锐利的匕首，在刹那间，毫不留情地将徐竹青苦心经营多年的尊严与体面，击得粉碎。 这位从未生育过的正室夫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当场摔烂了阎锡山送她的玉镯，积攒多年的委屈喷涌而出。她曾满心期许，以为丈夫会如新婚夜般恪守承诺。 可阎锡山此时却抛出一句令人心寒至极的大实话：“孩子本就是人家所生，叫声妈又有何错？””这句基于血缘事实的反问，彻底斩断了徐竹青对丈夫最后的幻想。她决绝地搬入别院，从此与其分居，至死未回头。 至于那个为了“传宗接代”耗尽半生的徐兰森，结局更是凄凉。接连的生育和长期的压抑早早掏空了她的身体，再加上丧子的打击，她的健康每况愈下。 1948年春节前夕，身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的她，为了赴阎锡山那所谓的“除夕之约”，拖着病体飞回太原。然而等待她的，是丈夫在门口冷漠伫立的眼神。那一刻，她的心彻底死了，当夜便突发急病离世，年仅48岁。 她直到闭眼，都没能在一个正式的场合被孩子们喊一声“妈”，甚至在死后，她的墓碑上也只能屈辱地刻着“侧室”二字。这出为了“香火”而编排了三十多年的荒诞剧目，最终以三败俱伤收场：徐兰森至死是“姨”，徐竹青在这个家里成了彻底的孤岛，而晚年逃往台湾的阎锡山，临终前念叨着想让两个女人在身后陪伴自己，却早已分不清这一生究竟是谁辜负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