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王爷，大清还没亡，就把71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个亿）存进了英国银行，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如果要评选大清最大的“掘墓人”，不是孙中山，也不是袁世凯，大概得算爱新觉罗·奕劻一票。 这人是谁？他是慈禧最离不开的“笔杆子”，是把持军机处的领头羊。但更有意思的身份是，他是那个大清还没断气，就已经在英国汇丰银行存了712.5万英镑（约合现在的200多亿人民币）的超级富豪。 这一存储之举，仿若无形巨锁，将大半个北京城商铺的价值，尽数纳入洋人的保险柜中，曾经繁华商铺的价值就此被洋人牢牢掌控。 但这笔惊天巨款，最开始的“本钱”，竟然是一份透着寒酸气的“孝心”。 想当年奕劻虽然挂着爱新觉罗的姓，却是个早就被挤出权力核心的边缘旁支。他发迹的第一招，是一场豪赌。趁着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手里拮据的奕劻硬是咬牙把自己家压箱底的宝贝送进了当铺，换钱买了一对精雕细琢的羊脂玉如意。 这份名为“万寿无疆”的寿礼一送上去，立刻换回了老佛爷的欢心，他的头衔也像是坐了火箭，从郡王升到了亲王，不仅把赎当铺的钱赚回来了，通往金山银海的大门也就此打开。 进了核心圈，奕劻迅速把官场变成了“卖场”。他和大臣那桐联手，把朝廷的官职像大白菜一样明码标价：想当初入仕途？当个县令得备好三千两见面礼；胃口大点想做知府？那是五千两的门槛；若是盯着道台这种肥缺，没个一万两连门都进不去。 在众人之中，深谙其心思之人，非袁世凯莫属。他仿佛能洞察其内心幽微，于细微处把握其所想，这份对心思的精准洞悉，在当时鲜有人及。有一回两人密谈，袁世凯递过来一只翡翠鼻烟壶，奕劻接过手里一掂量，笑着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里头的‘烟丝’，恐怕比整个江南一年的税银还要金贵。 ”那是当然，为了求得直隶总督的位子，袁世凯不仅拜了把子，光银票就一次性砸了十万两。在这些权贵眼里，大清的官职不过是理财产品，大家谈的是投资回报率。 但这老王爷最“鬼”的地方，不在于会捞钱，而在于他知道钱放在哪儿才安全。 回溯至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奕劻奉命留守并主持议和事宜。在此期间，他以敏锐之洞察，率先察觉到西方列强在某些方面的独到之处。 那场让国人痛彻心扉的谈判，对他来说却是扩充人脉的良机——俄国人想要铁路权，英国人想占长江航运，要想顺顺利利签字，都得经过他的口袋。正是从那时候起，他意识到把钱存在国内钱庄，早晚得被这乱世给吞了，唯有洋人的银行才是最稳的避风港。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火就在家门口烧，奕劻彻底慌了，开始疯狂向英国汇丰银行转移资产。为什么选汇丰？图的就是它“硬气”，敢不买清政府的账。 往昔，御史蒋式瑆获举报称，奕劻有一百二十万两不明巨额款项存入外资银行。他义愤填膺，大声疾呼要彻查此事，以明真相、肃纲纪。 结果清廷派人去查账，汇丰银行只冷冷回了一句“周日休息”，硬是把人挡在门外。等这一天拖过去，那笔账面上的巨款早就在名目繁多的“化名”和“会费”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海外。最后不仅钱没查出来，敢说真话的蒋式瑆反而丢了乌纱帽，这场闹剧最后成了奕劻财力的最好背书。 1911年，声名远扬的《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毅然捅破这层隐晦的窗户纸，将奕劻存于汇丰银行的712.5万英镑存款公之于众，引发轩然大波。消息传回国内，百姓在饿肚子，黄河发大水没钱赈灾，国家的银子却变成了王爷的私房钱，民愤沸腾，但这时的奕劻早就不在乎了。 因为他已经准备跳船了。 1912年的那场御前会议，决定了大清最后的命运。隆裕太后仍在迟疑之际，那早为自己谋好退路的奕劻挺身而出，恰似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局势再难回转。他甚至还语带恐吓地劝太后：“要是再拖下去，怕是连您头上的凤冠都保不住，我们这性命更是难说。 一番声泪俱下的哭诉，再辅以威逼之策，竟迫使隆裕太后在退位诏书上落下了那关键的一笔，清王朝的统治自此走向终结。有人说他是顺应共和，其实不如说是为了保住自己那庞大的海外资产，哪怕这代价是卖掉祖宗的江山。 大清倒了，奕劻却富家翁做得稳稳当当，直到1918年在天津租界的高楼里咽气。宣统皇帝溥仪对他恨之入骨，骂他是“断送大清的第一罪人”，死后只给了个“密”字的谥号，意指他“隐密藏奸”。 可笑的是，不管是那对发家的玉如意，还是那个价值连城的鼻烟壶，亦或是那些用杨翠喜这种歌妓换来的权色交易，最后都化作了汇丰账本上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他带走了几百万英镑的秘密，却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最肮脏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