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霍英东送给志愿军的货物被海盗劫持，他自己也被海盗用枪顶头，霍英东的呼吸仿佛都停滞了，生死一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1950年的珠江口，海面黑得像墨，只有浪拍在船舷上沉闷的声响。一艘没有任何灯光的货船突然被三艘快艇截停，随后就是令人窒息的安静——直到冰冷的枪管狠狠顶在霍英东的太阳穴上。这一刻，咸腥的海风似乎都凝固了，他离死亡只隔着一声枪响的距离。 这年头的香港海域，混着英国人的巡逻艇和亡命天涯的海盗。满脸刀疤的海盗头目此时手指就扣在扳机上，眼神凶得像狼。霍英东后背的冷汗瞬间湿透了衬衫，顺着脊梁骨往下淌，腿肚子不受控制地发软，但他的手却死死护着舱门。他没有像船员那样发抖求饶，反而盯着海盗的眼睛，从手腕上摘下那块昂贵的劳力士金表，又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钞，一股脑塞过去。 “钱和表你们拿走，全是干净的。但底舱的货，你们不能动。”霍英东的声音因为极度紧张而显得有些干涩，却每一个字都咬得像钉子一样硬。海盗头目愣了一下，似乎没见过要把财物往外推、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护货的主儿。霍英东深吸一口气，指着北边说：“那是治疟疾的奎宁和卡车轮胎，前线几十万志愿军等着救命。咱都是中国人，总不能让外国人看着咱自己人抢自己人的救命药。” 也许是“中国人”这三个字在那个动荡年代依然有分量，也许是霍英东眼底那种视死如归的劲头震住了人。刀疤脸沉默了半晌，最后收起了枪，一脚踢开了地上的钱袋子，只拿走了金表，挥手让手下撤退。直到海盗船消失在迷雾里，霍英东才敢大口喘气，他瘫坐在甲板上，那条命，算是硬生生从鬼门关拽回来的。 那时候霍英东刚在香港把船运生意做得有点起色，犯不着蹚这趟浑水。可有天晚上在尖沙咀码头，他撞见几个内地来的采购员蹲在墙角嚎啕大哭，说前线因为缺药，伤员只能硬抗，连冬天御寒的棉衣都凑不齐。这一幕像针一样扎进了霍英东心里。回到家，他翻出父亲的老照片——当年父亲就是为了护着街坊被乱兵打死的。他看着照片里父亲的脸，对妻子说，咱在香港受了那么多年气，现在国家在打仗，我不能躲。 这条“海上生命线”，是用命铺出来的。为了避开英国人的严密盘查，霍英东把药藏在船底夹层，上面堆满烂水果做伪装。有好几回，船底触礁漏水，海水像喷泉一样涌进来，他和船员们在大风浪里轮流提桶舀水，整整三个小时，胳膊肿得连碗都端不起来。更要命的是到了丹东，赶上码头封冻，为了抢时间，他带着人跳进刺骨的冰水里卸货，冰渣子像刀片一样割在腿上，那股钻心的冷，能把人的骨头冻酥。 妻子吕燕妮不知道这些惊心动魄。她只知道丈夫每次半夜出海，她就要在码头的风灯下守一夜，直到看到那艘熟悉的船靠岸才敢回家。有次霍英东手臂被海盗的刀划了个大口子，为了不让妻子担心，他洗澡时把伤口裹得严严实实，甚至在换药时还要反锁房门。他对妻子说这只是皮肉生意，稍微累点而已，却绝口不提那些顶在脑门上的枪口和泡在冰水里的绝望。 这场冒险持续了三年，霍英东几乎贴进去全部家底，甚至因为“知情不报”和“协助内地”的嫌疑，被港英政府列入黑名单，在此后数十年里处处受制，生意大受打击。有人问他，拿着身家性命去赌，最后连个响声都没听见，图什么？霍英东很少正面回答，只是后来偶然遇到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退伍老兵，对方拉着他的手说：“霍先生，我是用了你们运的药才活下来的。” 那一刻，霍英东笑了。他晚年时常摸着一段旧船板，上面还留着当年海盗枪托砸出的凹痕。他不让人修补，那是他给那个年代留下的最深沉的记号。他不图钱，也不图名，就为了在那个全中国人都要挺直腰杆的当口，他没有做一个旁观者，而是把中国人的“底气”，一箱一箱地运到了最需要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