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德国的求生欲真的很强啊！中国拿出“敌国条款”给日本念了一遍，日本在那儿装傻，还犟嘴。倒是德国嗅出了不对，麻溜的再次认罪、忏悔，跟日本划清界线。   “敌国条款”作为《联合国宪章》的关键构成，精准呈现于宪章的第53条、第77条以及第107条，在宪章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这些条款清晰载明，反法西斯同盟国为杜绝战败国再度推行侵略政策，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亦有权采取相应行动，以维护和平与正义。   尽管1995年联合国大会曾通过一项建议性决议，但由于安理会未正式通过修正案，“敌国条款”至今仍然有效。   日本政府近年来的行为使得这一条款显得尤为必要。日本不仅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大幅增加防卫预算，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公然否认侵略历史，甚至抛出涉台武力介入言论。   德国的反应与中国重申“敌国条款”几乎同步，就在中国发出警告后不久，德国总理默茨主动提出归还波兰在二战期间被掠夺的文化财产，并积极回应波兰关于战争赔偿的要求。   默茨还明确表示，德国将始终恪守铭记历史、正视过去的承诺，这种态度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深刻反省”，到1995年“村山谈话”中的“由衷歉意”，日本的道歉始终停留在内阁总理大臣个人谈话层面，从未通过国会表决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决议。    德国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1952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就在议会庄严承诺“以德国人民的名义”道歉。   此后，联邦议院多次通过正式决议，将国家的忏悔固定为具有最高政治和法律效力的意志。   在历史教育领域，德国与日本的差异更为明显，德国将纳粹暴行和大屠杀历史纳入全国统一课程核心，参观集中营遗址成为青少年必修课。   2005年修订的《刑法典》第130条作出明确规定，将公开否认或淡化纳粹大屠杀的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此规定彰显了对历史真相的捍卫与对正义的坚守。    日本的历史教育则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文部科学省的教科书审查制度屡屡被批纵容使用“进出”、“事件”等淡化表述。   更令人愤慨的是，部分势力竟纵容右翼炮制全盘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教材流入一些学校，如此教育行径，致使历史认知在代际传承中出现扭曲与断裂，危害深远。   在赔偿问题上，德国构建了庞大、系统且持续至今的赔偿体系，截至2025年，其对犹太人、以色列国及欧洲各受害国的赔偿总额已超过900亿欧元。   而日本对中国等国的国家赔偿实质上为零，常以“中国已放弃索赔”为由回避深层责任。   尽管德国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清醒认识，但近年来德日军事合作不断加强的趋势令人担忧。   2021年3月，德国与日本签署《情报保护协定》，此协定准许双方在安全保障领域互通机密情报，同年4月，两国举行了首次外长与防长的“2+2”会谈。   更令人瞩目的是，2021年11月，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于日本关东以南的太平洋海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展联合训练，训练结束后，该护卫舰停靠在了东京港口。   德国最大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已然启动为日本客户量身打造的无人驾驶地面战车测试，此动态或在军工领域掀起波澜，其后续发展值得密切关注。   同时，一家日本企业正致力于为德方参与研制的“金牛座”巡航导弹，开展火箭推进装置的研发工作。   德日两国加强合作的背后，有着相似的战略考量，两国都试图摆脱二战战败国身份标签、恢复大国地位。   德国妄图借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扩大其在国际军事安全领域的影响力，而日本亦心怀不轨，欲以德国等欧洲国家为跳板，拓展自身军事力量的对外投射范围。    美国在德日军事合作中扮演了推手角色，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意愿下降，促使德日加强合作以应对不确定性。   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代理人”，美国对日本军事扩张持默许态度，为日本突破宪法限制提供了外部条件。    德日两国也都面临国内政治需求，“国家正常化”能增强国民自豪感，缓解历史遗留问题对社会的持续影响。   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法国等国家和解，改变外交方针为“欧洲之德国”，以修复国内民族心理创伤。   国际社会对德日的危险动向已有所反应，欧盟内部多数成员国秉持和平理念，对德国的激进防务政策保持审慎，不愿被卷入新的军事对抗。   亚太地区的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对日本的军事扩张心存警惕，担忧其引发区域性军备竞赛。   但德国似乎已经做出了它的选择——迅速与日本保持距离，重申对历史罪责的认识，而日本则继续在历史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滑向更危险的深渊。   未来几年，安理会改革不可能有实质进展，“敌国条款”将稳稳悬在空中。   它不会天天敲钟，却在关键时刻决定谁能按那枚“暂停键”，日方真正需要的不是扩军预算，而是一份能让全球信服的历史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