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张艺谋筹拍《红高粱》，花了四万块钱，请当地农民种100亩红高粱，并且承诺：“高粱的收成归农民所有！”可等开拍时，张艺谋到田里一看，当场傻眼了。 站在山东高密的田埂上，张艺谋手里的剧本差点掉在地上。100亩土地上，红高粱长得稀稀拉拉，杆儿细得能随风晃，穗子也小得可怜，别说呈现电影里“红浪翻滚”的壮阔场景，就连镜头里能用上的密集地块都挑不出几块。旁边跟着的副导演急得直跺脚，负责对接农民的工作人员脸都白了——这可是四万块钱砸下去的心血，当时的四万，够在县城买两套带院子的瓦房，够普通工人挣十年工资！ 张艺谋蹲下身，摸了摸干涩的泥土，又捏了捏细细的高粱杆，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转头问旁边牵头种地的老支书：“大叔，咱们当初说好的，要种那种杆粗、穗大、长得密的红高粱，怎么变成这样了？”老支书搓着粗糙的手，脸上带着难色，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实情：“张导演，不瞒你说，这高粱种下去，我们心里一直没底啊。” 原来，1987年的高密农村，农民刚从土地承包责任制里尝到甜头，家家户户都把土地当命根子。张艺谋带着剧组来的时候，说要种100亩红高粱，还给四万块“承包费”，农民们都觉得是天上掉馅饼，但也犯了嘀咕。他们从没拍过电影，不知道电影需要什么样的高粱，只知道哪种高粱产量高、好伺候。 当时张艺谋要求的红高粱品种，是当地很少种的“红糯高粱”，杆粗穗大，颜色鲜红，但产量比普通高粱低三成，还得精耕细作。农民们私下里合计：电影拍完了，高粱收回来要是卖不上价，这功夫不就白费了？四万块钱看着多，分摊到100亩地，再加上种子、化肥、人工，其实也剩不下多少。于是，不少农户偷偷换了自己常种的“白杆高粱”，这种高粱产量高，成熟早，就算电影用不上，自己也能磨面、酿酒，稳赚不赔。还有些人为了多收粮食，把种植密度调稀了，杆儿是长得高了，可视觉效果完全达不到要求。 知道真相的张艺谋，心里又气又急。《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电影的灵魂，象征着生命力的狂野与奔放，要是没有符合要求的场景，整部电影的基调就立不住。他当天就召集了所有种高粱的农民，在田埂上开了个会。没有指责，没有发脾气，只是拿着莫言的小说，给大家念了一段关于红高粱的描写：“风一吹，红高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带着酒气，带着血腥味，带着生命力的呐喊。” 他说：“乡亲们，我知道你们想多收点粮食，日子过得好点，我理解。但这部电影，是要拍咱们高密的土地，拍咱们中国人的骨气。这红高粱，就得长得壮、长得密，才能拍出那种不服输的劲儿。”他当场承诺，不管最后高粱产量多少，除了之前的四万，他再补一笔钱，保证大家的收入比种普通高粱还高。要是电影火了，以后大家种的红高粱，剧组全部收购，还能带动村里搞旅游。 农民们被张艺谋的诚意打动了。老支书第一个站出来：“张导演，你这么实在，我们也不能含糊。剩下的时间，我们加班加点，把稀的地方补种上，把换了品种的地块改过来！”那段时间，高密的田埂上热闹起来了。农民们天不亮就下地，补苗、施肥、浇水，张艺谋也带着剧组的人一起帮忙，扛化肥、拔草，跟乡亲们同吃同住。 为了赶工期，张艺谋调整了拍摄计划，先拍室内戏和其他场景，给高粱生长留出时间。老天也格外眷顾，那年夏天雨水充足，补种的红高粱长得飞快，不到一个月就郁郁葱葱，杆儿粗得能当顶梁柱，穗子红得像火炭。开拍那天，当摄像机对准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地，微风吹过，红浪翻滚，张艺谋终于露出了笑容。 电影拍摄期间，农民们经常来片场看热闹，看着巩俐、姜文在高粱地里拍戏，看着剧组把他们种的高粱变成镜头里的美景，心里别提多自豪了。等到电影杀青，张艺谋兑现了承诺，不仅补了钱，还高价收购了所有红高粱。更让人没想到的是，1988年《红高粱》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三大电影节最高奖项的电影。 一夜之间，高密的红高粱出了名。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就为了看看电影里的红高粱地。农民们种的红高粱再也不愁卖，成了“金疙瘩”，不少农户办起了农家乐、酿酒坊，日子越过越红火。老支书后来常说：“当初真没白信张导演，他不仅拍了一部好电影，还给咱们指了一条致富路。” 这段插曲，成了《红高粱》背后一段温暖的往事。张艺谋用诚意换来了农民的信任，农民用汗水成就了电影的经典。100亩红高粱，不仅见证了一部伟大电影的诞生，更见证了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淳朴与担当。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1987年，四万块钱是风险，是试探，但信任与理解，让风险变成了共赢。 如今，《红高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而高密的红高粱，依然在每年秋天红遍田野。那段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干事业，尊重与信任永远是最好的桥梁。当创作者放下身段，走进生活，当普通人愿意为梦想搭把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