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年届64岁的刘乙光调离，在此之前他看管了张学良二十多年，靠着这一个工作，他从军统中校一路擢升到少将，要知道特务头子戴笠死前也只是少将。 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那时候的戴笠正为怎么看管张学良发愁。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关紧了怕出事，关松了怕跑路。戴笠挑来挑去，目光落在了刘乙光身上。 为啥是他？因为这人有个外号，叫“希特勒”。 刘乙光虽然是黄埔四期毕业，早年还加入过共产党，但后来“跳槽”到了军统，为了洗刷自己的过去，他干起活来比谁都狠，对待犯人更是严苛到变态。戴笠看中的就是他这股子六亲不认的狠劲儿。 刚接手这活儿时，刘乙光心里估计还在打鼓：这得看多久？一年？两年？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一眼，就是从青丝熬到了白头。 为了防止张学良逃跑或自杀，刘乙光制定了一套令人窒息的规矩。你可能觉得软禁就是不让出门，错，那是身体上的，刘乙光给的是精神上的凌迟。 他规定，特务距离张学良不得超过两米。这是什么概念？你吃饭，旁边有人盯着你的嘴；你睡觉，门口立着个黑影；就连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卧室里说句悄悄话，门外都竖着耳朵。 这种生活，张学良过了整整二十五年。 在大陆时期，他们辗转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贵州。每到一个地方，刘乙光的第一件事就是布控。他像个精密的仪器，不知疲倦地运转，把张学良的生活空间压缩到了极限。 1946年，张学良被秘密押送台湾。起初，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也就是张学良父亲张作霖的老部下，特意安排张学良住在井上温泉的一处宽敞招待所，想让少帅日子好过点。 结果呢？刘乙光一家老小直接霸占了那间宽敞的房子，把张学良夫妇赶到了旁边阴暗潮湿的小屋里。 更过分的是在生活细节上。宋美龄觉得亏欠张学良，经常从美国寄来糖果、罐头、日用品。这些东西到了刘乙光手里，往往先被克扣一大半，留给自己老婆孩子享用，剩下的残羹冷炙才扔给张学良。 甚至为了防止张学良跟外界联系，刘乙光把张学良身边的女佣都给赶走了。 赵一荻本来是大家闺秀，身体也不好，结果不得不自己生火做饭、缝补衣服，日子过得比普通农妇还不如。 所以赵一荻说“我恨他”，那真不是矫情，是深入骨髓的绝望。那是无数个被监视的日夜，无数次被羞辱的瞬间堆积起来的恨意。 既然恨成这样，为啥张学良还要说刘乙光是“恩人”？ 这就触及到了人性的幽暗地带。在这个封闭的孤岛上，刘乙光是囚禁他们的锁链，但也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救生圈。 1941年在贵州修文阳明洞，张学良突然腹痛如绞，急性阑尾炎发作。在那荒山野岭，这病是要命的。按规矩，张学良就医必须层层上报，等批文下来，人估计早凉了。 这时候刘乙光冒着被军法从事的风险，擅自做主，连夜开车把张学良送到了贵阳医学院。 他动用特务的身份逼着医生立马手术，还守在手术室门口，直到张学良脱离危险。 那一刻，刘乙光究竟是出于职责怕把“犯人”弄丢了，还是出于一丝人性的恻隐？咱们不得而知。但对张学良来说，这条命，确实是刘乙光捡回来的。 还有“二二八”事件爆发时，台湾局势大乱，听说有民众要冲击井上温泉救张学良。刘乙光接到的密令是：一旦局势失控，即刻处决张学良。 那几天，刘乙光手里的枪就没离过身。但他最终没有扣动扳机，而是带着特务死守，硬是把张学良夫妇给“保”了下来。虽然他的初衷是为了完成任务，但客观上，他又一次成了张学良的保护伞。 这种既想掐死你，又必须让你活着的扭曲关系，构成了他们之间最诡异的纽带。 咱们换个角度看刘乙光。 他这辈子算成功吗？从军统中校熬到了少将，论级别，这升迁速度绝对可以。但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是他自己的人生。 为了看住张学良，刘乙光把自己也关进了这个没有围墙的监狱。他的妻子因为长期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生活，精神变得极度不稳定，经常歇斯底里地发作，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 这就是命运最讽刺的地方：蒋介石判了张学良无期徒刑，而刘乙光作为执行者，实际上也陪着坐了二十五年的牢。 到了1962年，蒋经国插手了。他觉得刘乙光年纪大了，而且这种死看硬守的方式太不人道，也不利于张学良的情绪稳定，于是下令调离刘乙光。 消息传来的那天，张学良夫妇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之外的失落感。 临别的那顿饭，张学良对刘乙光说：“刘乙光，你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 张学良甚至还要拿出一笔钱给刘乙光养老，虽然被刘乙光拒绝了，但这举动本身就说明，他们之间早就超越了简单的看守与被看守的关系。 刘乙光走后，换了新的看守，管理宽松了不少。但张学良并没有因此变得多快乐，因为青春已经没了，雄心也磨没了。 1982年，刘乙光病逝。此时已经恢复部分自由的张学良，带着赵一荻出现在了灵堂。 蒋介石用刘乙光锁住了张学良的身体，也用张学良锁住了刘乙光的一生。刘乙光那个少将肩章，沉甸甸的，全是岁月的灰尘和两个男人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