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钟伟病重，黄克诚去看望他，问：“你老家没什么人了吧？”钟伟说：“我儿子儿媳，还有孙子孙女，都在老家种地呢！” 病房里没什么特别的陈设，黄克诚却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位曾在战场上带着部队打冲锋的将军，床边连轮椅都没让医院配，护士要扶他，他摆摆手自己扶着墙走，“能动就不麻烦公家”。 这样的“不麻烦”，在钟伟家里是常态。多年后孙女钟水霞还记得，自己高中毕业后揣着希望去北京，想请爷爷帮忙找份工作，刚开口就被钟伟沉下脸：“走后门是最可耻的！考不上学就回家种地，要是人人都不想种地，大家吃什么？” 她在北京住了三个月，爷爷没松过一次口，最后死了心回老家。白天跟着嫂子下地，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后来考上师范学校成了公办教师，钟伟回信夸她“打了个大胜仗”——在他眼里，靠自己挣来的才算体面。 儿子钟赉良更早懂这个道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看父亲功成名就，试探着提想安排个工作，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你就是个种田的料，别想搞特殊。”从此扎根平江农村，再没提过要求。 大儿媳跟着丈夫守着祖传的百年老屋，房子漏雨漏风，她就默默补；为了贴补家用，时常背着菜篮子去集市摆摊，周围乡亲只知道这是个勤劳的农妇，没人想到她是开国将军的长媳。 对亲人“抠门”，对原则却寸步不让。老家有个堂弟偷了别人的牛，法院判了五年，有人写信给钟伟，觉得这位大人物总能说句话。钟伟看完信气得拍了桌子：“损害群众利益，还给家里抹黑！”直接联系当地要求依法严办，最后刑期加到了七年。 消息传开，平江再没人敢打他的旗号。可谁也没想到，这位“铁面将军”对身边人却心细如发。有年老家县委给了个“国家粮”招工指标，问他想给哪个亲属，钟伟想了想说：“给照顾我多年的保姆吧，她劳动该得的，血亲沾权力才是原则问题。” 他自己更是把“原则”刻进了骨子里。病重时留下遗嘱：不补发薪金，不欠账；电视机和冰箱上交当党费；不搞追悼会，骨灰撒在当年起义的天岳书院。 家人整理遗物时，只找到一个旧木箱，箱子盖上还贴着半中文半日文的标签——那是战争年代的战利品。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条打补丁的旧绒裤和一件磨破边的背心，这就是开国将军的全部家当。 如今钟伟的故居隐在平江的楼房之间，原来的十余间老屋塌得只剩一座门楼和一间堆杂物的泥砖房。长媳和孙辈们还住在附近，每月领些补助，日子简单，从不向当地提额外要求。 长孙钟新生常跟孩子说：“爷爷这辈子最恨三样——搞特殊、争名利、做坏事。”这几句话，成了钟家代代传的家训。 1984年病房里那句“都在老家种地呢”，和那个装着旧绒裤的木箱，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一个将军用一生证明，清白比什么都重，劳动比什么都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