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钱瑛不幸被捕，为了不暴露身份，她借口上厕所，把一块怀表扔在了草丛中。谁知这个举动，竟让她逃过一劫！ 钱瑛这人，1903年出生在湖北潜江的一个富商家庭。她十岁就跟着父亲去读书，脑瓜子聪明得吓人，更要命的是，她对那些“三从四德”的旧规矩有着天然的反感。从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那年，家里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对方条件不错，父母觉得这是为女儿好，甚至为了逼她就范，直接把她锁在了屋里。 换做别的姑娘，可能哭一哭、闹一闹也就认命了。钱瑛怎么做的？她没废话，抄起一把剪刀，对着自己的喉咙就扎了下去。 这一下把全家人都吓懵了。鲜血直流的场面让父母彻底明白：这个女儿，是锁不住的。如果你非要逼她，那就只能得到一具尸体。这股子宁折不弯的狠劲，后来成了她在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活下来的最大本钱。 家里人妥协了，钱瑛如愿去了省城读书，并在1927年那个最危险的年份，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期间，钱瑛遇到了那个让她记挂一生的人，谭寿林。 谭寿林是全总秘书长，学识渊博，儒雅刚毅。两人在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把革命友谊升华成了爱情。结婚的时候，也没什么仪式，谭寿林送了钱瑛一块怀表。 这块表如果不打开，就是个普通的计时工具。但暗格里藏着一张两人的合影，那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也是那个动荡年代里，钱瑛心里最柔软的慰藉。 但这块表，后来成了“定时炸弹”。 1931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谭寿林为了掩护钱瑛和同志们撤离，自己选择了断后。结果钱瑛前脚刚走，谭寿林后脚就被捕了。在南京雨花台，年仅35岁的谭寿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丈夫牺牲的消息传来，钱瑛心如刀绞。但她连痛哭一场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她是“彭友姑”，作为一名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她必须把所有的悲伤嚼碎了咽进肚子里，继续执行任务。 那块藏着合影的怀表，成了她身边唯一的念想。她贴身带着，仿佛丈夫还在身边陪着她战斗。 1933年，由于叛徒周超英的出卖，江苏省委的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个周超英，曾经是钱瑛的下级，吃过钱瑛做的饭，受过钱瑛的照顾。但他软骨头，为了那点赏金和苟活，把屠刀挥向了自己的同志。 当特务敲开钱瑛的大门时，她其实已经有所察觉。屋里的文件早就烧成了灰烬，她镇定地打开门，看到了一脸奴才相的周超英。 她现在的身份是“彭友姑”，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顶多算是个被误抓的无辜百姓。只要她咬死不松口，敌人手里没有实锤，就拿她没办法。 但突然，她的心猛地一沉，怀表还在身上！ 那里面有谭寿林的照片，那是国民党挂了号的“要犯”，是被他们处决的烈士。如果特务搜出了这块表，看到了照片，傻子都能推断出她就是谭寿林的遗孀，是中共的高级干部钱瑛。 到时候，别说狡辩，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了。 此时，押送队伍正走在一段荒凉的土路上。钱瑛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哎哟！”她突然痛苦地弯下腰，捂着肚子大叫起来。 押送的特务不耐烦地停下脚步：“叫什么？老实点！” “长官，我肚子疼得厉害，憋不住了，得方便一下。”钱瑛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冷汗。 特务们互相对视一眼，看着荒郊野岭的，一个弱女子也跑不到哪去，便指了指路边的草丛：“快点，别耍花样！” 钱瑛跌跌撞撞地跑进草丛，蹲了下来。借助半人高的杂草掩护，她颤抖着手掏出了那块怀表。 她咬着牙，把怀表狠狠地摁进了泥土深处，又抓了一把烂草盖在上面。 做完这一切，她站起身，整理好衣服，重新回到了特务的枪口下。她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党的机密保住了。 到了南京模范监狱，审讯开始了。 敌人为了撬开她的嘴，老虎凳、辣椒水全用上了。但她嘴里只有一句话：“我叫彭友姑，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错人了。” 那个叛徒周超英虽然指认她是共产党，但除了口供，拿不出任何物证。 没有那块怀表，敌人就没法把她和“谭寿林”联系起来，也没法证实她是省委的高级干部。在国民党那套官僚体系里，没有确凿证据，他们也不敢随意处决一个“看起来像普通妇女”的人。 就这样，钱瑛硬是靠着“装傻充愣”和顽强的意志，在监狱里熬了四年多。 在狱中，她也没闲着。为了传递情报，她想出了绝招：把字写在极薄的纸上，藏进女人的卫生巾里，或者利用家属送饭的机会，把消息夹在馊饭底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在党组织的强力营救下，钱瑛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出狱那天，阳光刺眼。她没有回老家休养，尽管此时她的身体已经被酷刑折磨得千疮百孔。她只做了一个决定：立刻归队，去武汉，去抗日前线。 很多人不知道，建国后那位铁面无私的共和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就是当年的“彭友姑”。 晚年的钱瑛，身体一直不好。那是监狱生涯留下的病根。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手里摩挲着一张后来翻拍的谭寿林照片。 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或许，她又回到了1933年的那个草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