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想起残疾的九弟无人照顾，忍不住流下眼泪，他艰难的拿起笔，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请政府帮忙照顾一点九弟，我实在是年老了！” 从没有和政府提出过照顾亲人的毛主席，为什么在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单单提出照顾九弟？ 东茅塘藏在滴水洞水库大坝下面，一拐进去，湿气贴着脚背往上爬。 那地方不显眼，老土坯房一排，毛泽连和老伴张玉莲曾就住在里头。论辈分，他在“泽”字辈里排第九，村里人不喊名字，顺嘴叫“毛九阿公”。 他和毛主席隔着一层祖辈血脉，堂兄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韶山山冲里种地。 族谱上写得很清楚，毛恩普、毛恩农是亲兄弟，这一房子孙往下排，十个“泽”字辈，毛主席排第三，毛泽连排第九。 热闹都在书上，日子都在泥土里。 年轻那阵子，毛泽连个子高，力气也足，一米八的身板像根竹竿，穷是穷了点，干活不含糊。那回夜里从毛震公祠回家，火把一灭，人就栽进黑里了，左眼扎在柴蔸上，当场血流一脸。 家里没钱，下意识抹点布包起来，拖着拖着，化脓坏死，从此一只眼再也没亮过。 地下党在韶山活动，晓得他心热，也晓得他眼睛不行，怕他再出事，做了工作，没发展他入党。 他心里一直堵得慌，觉得自己少了一份正式的“名分”。 毛主席后来那句话倒是实在，说不入党不打紧，思想站得正就够了。这句话像一块热石头，在他胸口捂了很多年。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野打进湖南，组织来韶山一户一户找亲人。那时毛泽连住在毛主席故居上屋场。九月天，被安排进京，一块去的还有李科。 二十二年没见，堂兄弟一照面，毛主席盯着他那只空眼窝看了半晌，心里明白，嘴上没多说，转身就安排毛岸英、田家英送他去协和医院，又让李敏、李讷照顾吃喝。 眼疾拖得太久，医生说复明没戏，只能动手术保命。 等医生要给他安假眼时，他自己跑去问毛主席，换不换。毛主席说，摆着好看，看不见还是看不见。那只假眼就没装上，一空就是一辈子。 从北京回来，钱的问题也摆到台面上。 毛主席没用公家一分钱，每年从自己稿费里给堂弟寄二百元，一直寄到一九五八年。 大食堂散了以后，中央办公厅每月又给毛泽连寄二十元，连着几年，毛主席一听见，非要把账算到自己头上。那几年全国过紧日子，毛主席在中南海也少见肉星子，后来三年困难时期一到，这点补助也停了，堂弟家一下子又回到“靠天吃饭”的老路上。 一九五二年，毛泽连的母亲去世，毛主席知道后，立刻寄去三百元，说是葬母治病两用。 早年在韶山，毛主席和杨开慧住半年，吃穿都是这位婶母照应的，这份情记在心里。两年后一九五四年，毛泽连再去北京，毛主席在信里先交代一句，路费自己出，别麻烦政府。 饭桌上提起皮箱的事，毛主席笑着说上回没给他买新的，这次补一口。 毛泽连嘴上说半辈子穷命，不讲排场，皮箱最后还是带走了。 从建国前后到毛主席去世，二十七年里毛泽连进京十一趟，只要时间对得上，基本都能见到堂兄。 地里的活并没因为这些往来而少一分。 解放后分田，他下田；互助组、高级社，他也在里头；集体化那几年，眼疾、脚病一起折磨人，能下地的日子他还是下地；后来包产到户，责任田一分，他又回到一家一户的劳作节奏。 堂兄在北京改山河，他在韶山改垄沟，一个改的是国家的走向，一个改的是脚下的土质。 1995年9月29日，毛泽连在韶山医院合上了眼睛，那个一辈子摸着泥土、拄着黑暗走路的“毛九阿公”，就这样悄悄退回了东茅塘的秋风里。 他的孩子走的也都是慢路。长子毛岸平一九六一年考上高中，家里掏不出学费，只能退回来种地，一种三年。后来被选进韶山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说的是乡音，干的是苦活。再往后，慢慢走上公社干部的台阶，如意公社、韶山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一个个干出来。 韶山管理局成立，又调到接待科当科长。 一九八八年，韶山宾馆升为处级单位，他当上副总经理，管接待，那年已经是第二十九个工作年头。 女儿毛小青一九七二年参军，六年后复员进了湖南广播设备厂。 干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办了停薪留职，背着简单行李去深圳、福州闯荡。她爱人张曙光留在厂里，当外协员，跑厂房、跑订单。小儿子毛坚平的童年记忆里，有一张和毛主席的合影，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合影时被拉到身边站着。 照片只是一瞬，他的人生是长线。 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参军，一九八八年复员，分到韶山自来水公司球山水泵房当司泵工。妻子刘建平在四十多里外的棉织厂上班，来回都是汗水。 说毛主席晚年想起残疾的九弟，心里发酸，真有困难时，他掏的是自己的工资、自己的稿费；能自己扛的时候，绝不让制度为私人开口子。 亲戚是亲戚，规矩还是规矩。毛岸平后来那句话说得很直，说一家人都按普通人要求自己，这份克制不只是给外人看，多半也是给那位堂兄看的。 夜里东茅塘的风从屋后竹林里穿出来，吹得瓦楞轻轻作响。 老屋里那盏灯有时亮着，有时早早熄了。远处水泵房的机器声低低地转着，一圈一圈，压着时间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