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2岁的齐白石，突然得知好友徐悲鸿已去世3年，立马赶到徐家。   1956年的北京城，一辆黑色小汽车正疾驰向东受禄街，车里坐着的，是已经92岁高龄的国画大师齐白石，这几年虽然家里人一直按月把那份“工资”送到他手上，还时不时带回一些关于那个人的消息，说他出国了，说他在开会，但老人的心里总有些七上八下的惶恐。   这种不安在这一天达到了顶点，他拗不过心头的预感，非要让儿子带着去那位“出了远门”的老友家里看看，老人的手在那根磨得发亮的拐杖上不住地摩挲，脑子里或许正回荡着这三十多年来的一幕幕。   谁能想到，这跨越了半个世纪年龄差的两人，会结下一段让世人惊叹的生死之交，回望这段缘分的起点，其实充满了“错位”感，一个是喝过洋墨水、刚从欧洲学成归来的风度翩翩的院长，一位是木匠出身、满口湖南土话、只会埋头画画的乡下老头。   当年的北平画坛，保守派势力盘根错节，那些所谓的“正统”画家们看不起齐白石那股子带泥土味儿的画风，甚至当面嘲讽他的画难登大雅之堂，这让57岁还要为了生计北漂的齐白石尝尽了世态炎凉。   那时候的齐白石，画根本卖不动，吃饭都成问题，可偏偏就是那位名叫徐悲鸿的年轻院长，在一片嘲讽声中，不仅看到了这些画作里那股子生机勃勃的灵气，更看到了打破中国画坛死气沉沉局面的希望。   徐悲鸿是那种认定真理就绝不回头的人，为了请这位还是“草根”的老画家出山去高等学府教书，他一次次登门，不仅丝毫没有院长的架子，反而把自己放在了晚辈的位置，齐白石一开始是被吓到了，拿自己没上过学、学生听不懂湖南话为借口推脱。   可徐悲鸿那是“铁了心”，这种三顾茅庐的真诚，最终把心门紧闭的齐白石给“敲”开了，进了北平艺术学院，这段友谊更是落实到了烟火气的细节里，在讲台上，齐白石也不再藏着掖着，挽起袖子就给学生示范。   而在生活里，徐悲鸿简直把他当成了自家父辈来照顾，夏天怕老头热，徐悲鸿就专门叫人给宿舍装风扇；冬天怕冷，又赶紧让人搬火炉，更有趣的是发薪水的日子，每个月到了5号，徐悲鸿那是雷打不动要上门的。   他不光带着装钱的大信封，兜里往往还揣着个装着各式点心糕点的小信封，两个信封往桌上一放，那就是一整个下午的畅聊，两人谈画技、聊家常，常常不知不觉就聊到月亮挂上树梢，在那段时光里，没有身份高低，只有两颗为艺术狂热的心。   1929年，当保守派开始疯狂围攻徐悲鸿倡导的素描改革时，已经站稳脚跟的齐白石二话不说，哪怕丢掉饭碗也要和徐悲鸿站在一起，他不再去学校授课，用这种决绝的方式表达对这位“知己”的支持。   甚至当徐悲鸿被迫辞职南下时，这份默契也从未中断，书信往来成了他们精神上的纽带，后来徐悲鸿自掏腰包给齐白石出画集、写序言，更是为了给这位在当时还颇受争议的老哥哥撑腰正名，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不经用。   1952年，正值壮年的徐悲鸿因为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手里似乎还攥着想给齐白石修补画作的心思，这个消息对于九旬高龄的齐白石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徐家人和身边所有人都选择了隐瞒，大家都不忍心看这最后的一点光亮在老人眼中熄灭。   于是，一个善意而沉重的谎言编织了起来：徐悲鸿去出国了、去开会了，为了维持这个谎言，徐悲鸿的夫人接过了丈夫的接力棒，哪怕家里已经变卖琴衣家当来度日，她也依然按时把那份“工资”送到齐白石手中，这一瞒，就是整整三年。   汽车终于停了下来。还未进门，齐白石浑浊的眼睛就被门口那块陌生的牌匾刺痛了“徐悲鸿纪念馆”这几个冷冰冰的字，瞬间击碎了那个维持了三年的温情泡沫，并没有想象中的询问或质疑，残酷的真相在这一刻不言自明。   老人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往里冲，哪怕腿脚已经不听使唤，还是跌跌撞撞地要去寻那个熟悉的身影，直到看见挂在墙上的遗像，那一刻，所有的体面、克制都崩塌了，他想要下跪，旁边的人急得赶紧去搀扶，却被老人用尽全身力气一把推开。   那花白的胡子因为剧烈的悲痛在风中乱颤，喉咙里发出像是被撕裂般的呜咽，他重重地跪在青砖地上，全然不顾那双满是皱纹的手沾染灰尘，对着画像实打实地磕了三个响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也”。   这一声悲啼，像是把这几年的思念、委屈和痛楚全部宣泄了出来，他哪里是在哭一位朋友，分明是在哭自己灵魂的一半已经随风而去了，直到此时他才知道，那每个月准时送来的钱，背后藏着徐家人多大的深情和苦心。   从那之后，齐白石的精气神就像被抽走了一样，第二年春天，老人也在那个草长莺飞的季节离开了人世，家里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在他枕头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纸条。   那上面工工整整抄写的，正是当年徐悲鸿力排众议发给他的那张教授聘书，这跨越生死的最后一点念想，也画上了句号。 信息来源：知己有恩——齐白石的“朋友圈” 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