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军统特工詹长麟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日军端着酒杯肆意谈笑，压根没察觉杯中美酒藏着致命隐患，酒液入喉刚过十几分钟，有人先泛起头晕恶心，跟着浑身抽搐、嘴角冒白沫，喧闹的宴会瞬间乱成一团，哭喊声、怒骂声裹着挣扎声撞在一起，几十名日军接连倒在地上，场面彻底失控。 这场让日寇魂飞魄散的宴会，发生在1939年6月10日晚上，地点是南京著名的“外交宾馆”——首都饭店。此时南京沦陷已近两年，城头挂着刺眼的太阳旗，但地下抵抗的烈火从未熄灭。宴会的主办方是当时的日本总领事馆，名义上是为刚刚到任的公使堀公一举行欢迎会，实际上是一场炫耀武力、笼络汉奸的“宣抚宴”。受邀的除了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系统的中高级官员，还有不少伪“维新政府”的傀儡政要。他们打算在推杯换盏间，巩固对南京的统治。 而执行这次绝命任务的詹长麟，当时年仅二十五岁，他的公开身份正是日本总领事馆的“勤杂工”。詹长麟可不是凭空潜伏进去的，他早在1934年，年仅二十岁时，就经其兄、老牌特工詹长麟（兄弟同名）引荐，被军统秘密安排进入领事馆工作。五年时间里，他每天低头扫地、端茶送水，默默记下每一张面孔、每一场谈话，将大量情报秘密送出。这次接到“在宴会上动手”的绝密指令，他深知无论成功与否，自己都必然暴露。行动前，他给父母妻子留下遗书，上面写着：“为国牺牲，不负此生。”然后，将生死彻底置之度外。 宴会当晚，气氛“热烈”。詹长麟作为服务生，沉着地穿梭其间。他等待的时机，是给主宾席的大酒瓶续酒。他利用混乱，将事先藏在身上的剧毒氧化钙（俗称“山埃”） 迅速投入酒瓶。这种毒药毒性极烈，溶于酒后无色无味，发作却极其迅猛。毒酒被分斟到一个个酒杯中，由毫不知情的日本侍者端给在场的日伪官员。根据事后统计，中毒者包括日本公使堀公一、领事内田、海军武官中原三郎大佐等多名高官，以及大量中层军官。当第一批人开始抽搐倒地时，现场那些刚才还在大谈“东亚共荣”的侵略者们，瞬间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互相踩踏之中。 行动成功了，但詹长麟和整个行动组的撤离更是惊心动魄。投毒后，詹长麟借口腹痛离开，飞奔至约定地点，与接应的同志会合。他们一路狂奔至长江边，在军统安排的船只接应下，连夜渡江北上。日军反应过来后，在全城展开了疯狂的大搜捕，封锁城门，挨家挨户排查，却连个人影都没抓到。气急败坏的日军进行了野蛮报复，逮捕并杀害了大量无辜平民，但这更激起了南京市民的愤恨与反抗之心。 “毒酒宴”事件，在抗战史上被称为 “金陵毒酒案”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暗杀故事，其震撼性在于多重层面： 第一，它发生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南京，在日本外交核心机构内部发动，极大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和心理安全感，证明了中国抵抗力量无所不在。 第二，它精准打击了日寇的军政系统。虽然公使堀公一等核心人物因饮酒较少经抢救幸存，但两名日本书记官宫下、船山当场毙命，多名军官重伤或留下终身后遗症，日伪在宁沪地区的指挥与情报系统一度陷入混乱。 第三，它展现了地下工作者超凡的勇气、耐心与牺牲精神。詹长麟潜伏五年，只为关键一击；行动前写下遗书，不给自己留后路。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决绝，是中华民族在最黑暗岁月里不屈脊梁的缩影。 这一事件后来被载入档案与地方史志，成为南京抗战史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页。它告诉我们，侵略者即使一时占领了土地，也永远无法征服人心。那些在至暗时刻敢于用生命点亮星火的普通人，才是历史真正的推动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参考信源：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南京抗日斗争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