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冈村宁次在东京去世，临终前他说过一句话：“唯独湖南人让我心有余悸。”这个侵华战犯为什么会这么说？ ​1966年9月，在这个秋意渐凉的东京，冈村宁次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作为曾经统辖百万日军的侵华头目，这个在日记里向来鄙夷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战犯，临终前却留下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感叹：“唯独湖南人让我心有余悸。” 能让这样一个深谙中国国情、从北洋时期就活动在中国的“中国通”级战犯，在生命尽头仍感惧怕的，绝不仅仅是一两场败仗。这份恐惧，是在湖南的山河血火中，被一寸寸锻造并深深刻入他记忆里的。 冈村宁次与湖南的生死纠葛，始于1939年秋天的第一次长沙会战。那时欧洲战火刚起，纳粹德国的闪电战所向披靡。踌躇满志的冈村宁次调集十万大军，兵分三路直扑长沙，也决心效仿希特勒，打一场漂亮的“闪电战”，狂妄叫嚣“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他盘算着速战速决，一举摧毁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 可他彻底打错了算盘。湖南不是波兰，中国军队更不会任人宰割。薛岳将军指挥的第九战区部队，利用湘北的河网山地层层阻击，实施“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方针。战斗异常惨烈，在湘北新墙河防线，中国守军一个营面对日军的毒气与炮火，硬是阻击了七十二小时。冈村宁次预期的“闪电”成了陷入泥潭的困兽，日军非但没能速胜，反而损失折将两万余人，最后灰溜溜撤回原阵地。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攻势草草收场，成了冈村宁次心头第一道沉重的阴影。 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此后的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尤其是1941年底到1942年初的第三次会战，将他的恐惧推向了顶峰。那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盟军在各地接连失利，日军气焰嚣张。薛岳将军祭出独创的“天炉战法”，将湖南的山地河谷化为熔炉，极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官兵，在战前人人预立遗嘱，写下“死则以长沙为坟墓”的血书，与日军展开惨烈的巷战。是役，中国军队歼敌五万六千余人，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方面的首次重大胜利，震动国际。英国《泰晤士报》盛赞此为“同盟国惟一决定性的胜利”，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表示“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对冈村宁次而言，这无疑是军事和声誉上的双重毁灭性打击。 湖南战场就像一个无底的血肉磨坊，无情地吞噬着日军的兵力和野心。根据统计，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全国共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其中6次都在湖南。更令人震撼的数据是，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战场歼灭的日军约有44万人，而其中将近一半——约21万人——是被消灭在湖南的土地上。湖南，以一省之地，承担了全国近一半的歼敌重任。对于冈村宁次这个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来说，这意味着他麾下每两个被消灭的士兵，就有一个倒在了三湘大地。这已不是普通的战场胜负，而是他战略雄心的一场彻底破产。 为了解开湖南人如此顽强的谜题，据说冈村宁次曾专门去研究湖南的风土志。他从书中读到的描述是：湖南人自尊心强、排外思想重、尚武风气盛、迷信乡土、抵抗心理坚决。这些文化性格，在民族危亡之际，迅速升华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决绝气概。这不仅是军队的抵抗，更是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全民抗战。抗战期间，湖南征兵超过两百万人，平均每十五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参军比例为全国之最。前线将士浴血，后方百姓送粮、带路、救护，甚至普通农民都敢拿起菜刀与敌寇拼命。这种军民一体、誓死不屈的抵抗意志，是任何一本兵书和风土志都无法完全解释，也最让侵略者感到绝望的力量。 所以，冈村宁次那句“唯独湖南人让我心有余悸”，绝非简单的恭维或感慨。这是一个侵略军统帅，在经历无数次碰得头破血流后，从军事失败到心理畏惧的最终承认。他怕的，是湖南的山水地势化成的“天炉”；他怕的，是湖南将士“死则以长沙为坟墓”的必死决心；他怕的，更是湖南人民“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全民抗战意志。这份恐惧，直到他生命之火熄灭的那一刻，也未能消散。而这份由侵略者亲口证言的恐惧，正是对湖湘儿女在国难当头时，所表现出的最大勇气和最伟大牺牲的历史注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关于湖南抗战历史数据及冈村宁次相关言论，综合参考自《湖南日报》及新华社等权威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