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1984年，卢绪章躺在病床上，颤抖着递给家属一张工资条，上面写着297元，这是他当月的工资。 他用尽最后力气叮嘱：“把我去年年底前的工资，全部交成党费。”没人能想到，这位晚年月薪不足三百元的老人，曾在1949年向组织上交1000万美元和12万两黄金，而这一切的起点，是1937年党组织托付的1000美元。 卢绪章的商业头脑，早在二十年代上海洋行任职时就已崭露头角。 彼时他负责南洋药材贸易，发现东南亚华侨对国产中成药需求旺盛，却苦于渠道不畅，便主动对接上海老字号药铺，设计“散装采购、成品分装”的模式，既降低运输成本，又满足华侨定制需求，短短一年就让部门利润翻番。 这种“精准匹配供需”的思路，成了他后来经营广大华行的核心逻辑。 1937年秋，周总理在香港找到他时，正是看中他“懂商业、更懂变通”的特质。阁楼里，周总理将装着1000美元的皮箱推给他，没有合同，没有公章，只说三句：“开公司自己定方向，党要就给，要多少给多少。” 卢绪章没犹豫，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生意，却也明白——只有把生意做真、做大，才能持续为组织提供经费。 他没有急着挂牌开业，而是花了一个月跑遍香港的码头、药房和洋行，最终选定西药与纱布作为主营方向。 这背后藏着三层考量：一是战乱年代药品刚需性最强，现金流稳定；二是西药进口需对接多国洋行，账目复杂便于隐藏资金流向；三是纱布可跨界对接军需与民用，能快速建立多元客户群。 开业前，他还特意注册了“广大华行”的英文译名，聘请一位退休洋行经理担任顾问，彻底打消外界对“新商号背景”的猜疑。 真正体现他商业智慧的，是1940年的“药品期货操作”。 当时欧洲战事升级，他预判西药进口渠道将受阻，果断拿出公司半数资金，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向英国洋行锁定了三个月后的奎宁、磺胺订单。 三个月后，海运中断导致西药价格暴涨三倍，他按合同价提货后，一半平价供应给香港公立医院建立口碑，一半通过黑市高价抛售，单次交易就为“党库”积累了近万美元资金。 这种“预判市场趋势、风险对冲盈利”的操作，在当时的香港商界堪称超前。 1942年香港沦陷前，他的又一决策印证了过人的商业嗅觉。 他提前将华行核心资产转移至上海，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继续运营，同时推出“以物易物”模式——用囤积的西药换取沦陷区的棉纱、粮食，再将物资运往抗日根据地，既解决了根据地的物资短缺，又通过物资差价实现了资金增值。 更关键的是，他让华行参股了几家上海本土的纺织厂，以“实业股东”的身份掩盖贸易往来的真实目的，连日军的经济稽查队都未能察觉异常。 他的商业布局从不止于一城一地。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迅速在广州、天津设立华行分号，主打“进口医疗器械+出口土特产”的双向贸易，利用战后物资匮乏的窗口期，将利润快速放大。 为了让资金流转更安全，他设计了“三层账目体系”：对外的公开账、对内的经营账、仅自己掌握的“党库”账，三套账目环环相扣，哪怕单套账目被查，也无法关联到经费流向。 有次国民党税务部门怀疑华行账目异常，派人核查近一个月，最终只看到一笔笔合规的贸易记录，毫无破绽。 1949年上海解放，他第一时间清算华行全部资产——不仅有现金和黄金，还包括参股企业的股份、囤积 的稀缺物资，经专业估价后总价值折合1000万美元与12万两黄金。 当军用卡车将这些财富运往市政府时，接收人员惊叹：“这不仅是经费，更是一套完整的商业体系。” 而卢绪章只是平静地说：“党给了我1000美元的信任，我还的是12年的承诺。” 此后他历任外贸部副部长，主抓进出口贸易规划，将当年的商业经验运用到国家外贸体系建设中，推动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批外贸专业公司。 1951年，长子卢光桦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他接到烈士通知书时正在开会，悄悄擦干眼泪，散会后才独自躲进办公室悼念，第二天依旧准时出现在工作岗位上。 1984年卢绪章逝世，一生经手亿万资金，却没给家人留下半点私产，唯一的遗物是一本记满贸易心得的笔记本。 如今，广大华行的旧址已成为香港红色教育基地，他的商业策略被编入党史案例，供后人研究学习。 他的后人大多投身实体经济领域，传承着“务实经营、心怀家国”的家风。 每年清明，都有外贸从业者和党员来他的墓前敬献鲜花，这位用商业智慧践行革命信仰的老人，用一生证明：最好的忠诚，是把托付的事做到极致。 信息来源：是富商巨贾，是共产党员，带你走进卢绪章的传奇故事：中化集团